“非罪化”是毒药还是良方？
目前世界各国在对待性交易的态度上，主要分为：非法、合法、非罪化、部分非罪化等。其中无罪化的呼声越来越高。
在西方，由于之前在习惯上女性被普遍认为是一切性行为中的“被动接受者”，所以女性在性行为中的“情感自卫圈”更大、更敏感、更脆弱。随着各种女权运动和思想的兴起，大多数妇女都会把自身的“情感自卫圈”投射到其他女性身上，所以也就越来越不能容忍妓女的存在。随着人性的解放，以及个体权利不断被尊重，人们开始意识到：女性不但是一个整体，同时也是众多不同的个体；不仅存在着男性整体对于女性整体的歧视，同时女性内部也有歧视；在争取女权的同时，也需要争取个体的权利。于是女性整体才开始宽容女性个体的性交易。这也就是为什么在19世纪末期，女权运动的兴起导致了西方社会纷纷开始制定禁娼法案，而到了20世纪末期，随着第三波民主化进程的启动，在东西方阵营的缓和下，集团（国家）安全所强调集体权逐渐让位于人权，让西方社会针对性产业，纷纷出台了更为宽松的政策和法规，其中非罪化成为很多国家选择。“性交易在某些西方社会之所以会走向非罪化，根本上还是与该社会公民权益和公民意识高度发展密切相关，是性工作者自我组织、自我管理、争取其生存权益的体现。”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黄盈盈博士在接受采访时，对《世界博览》讲道。
非罪化不同于合法化。非罪化在香港称为非刑事化，指将原本被法律所处罚的行为变成法律不处罚的行为。一般而言，非罪化是经由修改法律、对法律加以解释或由法院停止适用某一法律而达成。非罪化往往仅指免于国家施以的刑罚或行政罚，并不必代表免除全部的法律责任，就算非罪化，同样必须面对民事的损害赔偿责任。
在介绍性交易非罪化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时，黄盈盈博士认为，很多人担心非罪化会使得性产业泛滥，其实不然；一些地方的经验表明，性交易非罪化恰恰能更好地将隐藏在性产业中的黑恶势力和暴力犯罪分子，这些本应该被国家司法力量打击的群体和性工作者有效地分离开。非罪化模式下，性工作者自我管理的组织也更加有可能配合政府打击这些侵害他们自身利益，同时危害社会的恶势力；对于性产业中的疾控工作而言，免受法律制裁的性工作者才有可能真正地、积极地配合政府的工作。
性交易非罪化在西方得到很多支持的原因就是：性交易非罪化在法律精神上和道义上依然不赞成性交易，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上默许性交易的存在。英国于1956年以及2003年制定的关于性的法律中，由于英国社会对性交易态度暧昧，所以其相关法律条款生涩难懂。其中2003年出台的《性法案》中规定：性交易只有在两名性工作者和一名管理者组成的小型经济体下运作，而且证明其运作没有皮条客的参与才被允许和默认，否则仍属违法行为。英国《卫报》在公开评论这项法案时，有这样精辟的论述：“国家法律虽然允许或默认性交易的存在，但是可以通过增加操作难度来实际上禁止性交易。这样做虽然达到了预期效果，但是对于民主法制国家而言，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法律条款，最终会使法律的尊严受到了挑战。”
性交易合法化在世界各国仍然处于广泛的争议之中，作为“性交易合法化”的先行者荷兰，在性交易合法化后对于性产业的监管同样面临着巨大的难题。目前荷兰境内至少有2000家妓院和30000名妓女，其中7%的妓女都是爱滋病毒携带者。性交易背后孕育的酗酒、吸毒、疾病传播、暴利犯罪始终折磨着荷兰社会。合法化后，政府投入大量的行政资源对性产业进行管控，但是都收效甚微。在2006年由于性产业带来的巨大负面效应，曾经一度使荷兰政府计划关闭“红灯区”，但是在荷兰性工作者的抗争下，最终不了了之。
性交易合法化下，对于性交易的管控大多为政府行为，而在性交易非罪化的情况下，NGO(非政府组织)在性交易的管控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NGO更加人性化和更加灵活的工作模式下，使得NGO越来越受到性工作者的欢迎。NGO加强了政府和性工作者之间的联系，使得政府能够更加准确地了解性产业的相关情况，适当准确地做出政府决策来抑制性产业的负面效应，同时NGO的参与也加强了政府政策的执行力度。NGO不但服务于本国政府，同时世界各地的NGO对各地性产业情况的调查数据，也被联合国机构采用，被汇总成为全球相关人口拐卖、全球艾滋病现状等调查报告。目前中国境内越来越多的NGO也不断活跃在艾滋病防控的前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