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何人发起组织写五封信
前面已经说过，在1936年4月17日出版的《斗争》上，与“鲁茅联名信”同时发表的，还有其他四封信。这五封信所署日期表明，它们写于1936年3月24日至29日五天内。有的专家估计:“这可能是党的地下组织提供中央文件给他们的。”当时中共江苏省委、上海市委的组织被破坏了，党的基层组织党团、党支部、党小组还在，但是没有上一级的“地下组织”会“提供中央文件给他们”。这五封信所反映的党的文件和各地民众拥护中共抗日主张的信息，是从哪里得到的呢？这是一个找不到答案的疑问。
还有一个问题:是谁发动、组织、领导写五封信这件事的？也找不到答案。即使是党员自发组织起来从事这项工作，要和五个方面联系，要集中在五天内写好这些信，要收集起来再找人送出去，这得花相当的人力；如果把五个方面的群众组织的工作人员、执笔写信的人员算在内，那人数就更多了。这件事离新中国成立不过十四五年，参与的人应该绝大部分都还健在。这是一件在党内军内有影响的事，是一件光荣的事，是一件值得纪念鲁迅的事，怎么会没有一个当事人或知情人出来谈谈这件事的实情呢？这能不使人疑虑:这五封信是否是在上海产生的呢？
九、是谁把信送到陕北
写于3月24日至29日之间的五封信，都发表在4月17日瓦窑堡油印报《斗争》上。除去信写好后找人送出、信收到后交编辑部编辑、刻钢板油印的时间，有人提出疑问:地下交通能在十天内从上海到陕北党中央所在地吗？有位党史研究专家说:“通过董健吾——刘鼎（或东北军方面的关系）这条线路带给党中央”，“有十天时间也就足够了”。他还举了两个例子:1936年3月初，“董健吾受宋庆龄委托，同张子华一起到瓦窑堡传递国民党方面欲与共产党方面谈判的信件”，很顺利地完成任务。但笔者认为这例子实在太特殊了。有国民党的临时委任状，国民党方面又必然事先关照沿途军警放行，这哪里还是“地下交通”，简直是堂而皇之的“专使送信”了。又一例子是:斯诺与马德海要进陕北苏区，董健吾把他们带到西安，但因等不到刘鼎（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共产党员），斯、马只好折回。这例子倒反而说明“地下交通”之难。上海的五封信是哪个组织或个人搞的都还不清楚，他们能找到董健吾吗？董健吾就为这五封信跑一次陕北吗？上世纪九十年代，有一本主要根据董健吾回忆写成的《红色牧师董健吾》，笔者没有能够购藏，但从《名人传奇》1993年第4期上读到了后来成为该书主要内容的不少片断，其中也谈到宋庆龄委托送信的事和斯诺、马德海的事，还谈到了为张学良送信给党中央的事，还谈到了送毛岸青、毛岸英出国辗转到了莫斯科的事，但就是没有送五封信或送“鲁茅联名信”的事。会不会还有别的“地下交通”呢？也毫无线索。
笔者很希望能从“递送”这一方面，找到一点“鲁茅联名信”确是在上海产生的蛛丝马迹，但还是落了空。
十、此信到底由谁起草
从各方面都无法找到此信产生于上海的丝毫根据后，笔者改变了思路:是否可以考虑此信不是在上海产生，而是在远离上海的地方，例如就在瓦窑堡，由红军中一位革命同志起草的呢？当笔者这么想时，脑子豁然开朗，原先关于此信的种种疑虑，都一下子冰释了。
其实，此信全文，已勾勒了起草者的特点:1、他在日常生活中已习惯把“中国苏维埃政府”简称为“中苏”；生活在上海的革命同志不可能有这种简称的习惯。2、他熟悉党的各种文件，由于接触多了，就对种种文件有种不规范的简便的代号或说法，如“快邮代电”之类；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同志，文件都看不到，哪里会有日常不规范的简便叫法呢？3、他熟悉各地在中共领导下的民众运动和红军动向，这也是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同志所无法比拟的。4、他习惯于在文章或书信之末喊几句“中国红军万岁”一类的口号。这文末喊口号的习惯，可能有地域性关系，上海的革命界很少有这样的习惯。如宋庆龄《为新中国而奋斗》一书中收有长短不一的声明、宣言、谈话、呼吁、书信、演说、评论，没有一篇文末是喊口号的。又如鲁迅署名发表的宣言、声明、函电、祝词、演说、抗议书，也不大见文末有一连串口号的。而在苏区，例如《六大以来》中，很有些宣传、通信、通告、决议、个人署名文章，文末是口号。5、他在此信中所用词汇，细细品味，也和当年上海革命者的用语不同，具有苏区、红军中用语的特点。根据这些特点，断定起草此信的革命同志在瓦窑堡的红军中，是有道理的，是可信的。
此信既然是在瓦窑堡起草的，也就不存在鲁迅茅盾过目的问题。此信是在鲁、茅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在瓦窑堡的《斗争》报上发表的。1936年逝世的鲁迅，固然生前未能看到发表此信的油印报；1981年3月逝世的茅盾，生前也从未见过、也从未有人告诉过他这张报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