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许广平的说法是重要旁证
许广平说过:鲁迅从事的涉及机密的事，她注意纪律，从不过问。但实际上，她是鲁迅的助手和伴侣，鲁迅所参与的每一件机密大事，她都知情，如会见成仿吾、会见陈赓等等。只有鲁、茅联名信的事，她却全然不知。在《鲁迅回忆录》中，她这样写及此事:“正当日寇步步深入，国民党反动派节节败退，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候，幸亏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以后立即兴师抗日讨敌，因此使鲁迅如释重负，以无限感激的心情，与朋友一起向延安的党中央拍去电报表示祝贺，说‘在你们的身上，寄托着中国与人类的希望’。”打电报祝贺红军胜利是一件大事，许广平竟只写了这么简单的几句。而这简单的几句，还是参考冯雪峰的说法和《大事记》的口径写成的。除了把当时的党中央所在地错写成“延安”和那句“电文”的文字略有变动外，可说没有她自己的东西，是人云亦云。如果真有史沫特莱的策划，如果真有鲁、茅的“楼梯中央”商讨，如果真有什么“别人代写鲁迅过目”，她总会有所见有所闻而能提供一些线索吧？如果策划、商讨、过目都在外面进行，鲁迅回家总要和她谈起吧？像和苏区来的成仿吾在咖啡店相见，不就一回家即告诉许广平了吗？然而从许广平所写的关于联名信的这段文字看，她真的全然不知此事，好像此事根本没进过鲁迅家门，根本没碰到鲁迅身上。
六、冯雪峰还有补充回忆
在看到《斗争》上发表的《中国文化界领袖XXXX来信》的全文后，可以肯定地说，冯雪峰和《大事记》编者都没有见到过《来信》，他们都是根据传闻而写而编的，所以才会相互矛盾，以致扑朔迷离。而曾经被经典似地传播了大半个世纪的那句“ 电文”，现在也已查明，是《斗争》上同期发表的另一封信中的句子，是被张冠李戴而来的。
冯雪峰对人说过:党中央派他到上海来，和“鲁茅联名信”有关。冯雪峰还在文章中写道，张闻天对他说:“派你先去上海，就因为同鲁迅等熟悉。”他到上海后，先在鲁迅家里“住了二个多星期”，以后住在以周建人名义租来的房子里，仍经常和鲁迅见面。按照常情，冯雪峰必然会问到“联名信”的来龙去脉:谁组织此事的？谁执笔的？是电报还是信？是怎么发往陕北的？但我估计鲁迅完全不知此事，因而所有细节无可奉告。冯雪峰同样无法从茅盾那里了解到关于此信的任何细节。我为什么这样估计呢？因为，如果能从鲁、茅那里了解到关于此信的一些细节，冯雪峰在日后写《党给鲁迅以力量》、《回忆鲁迅》时，就不会只有“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送过一个庆祝长征胜利的电报”这样简单的一句话了。而这句话是根据他在陕北时听到的传闻写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冯雪峰不免设想:此信很可能是史沫特莱搞的。当时史沫特莱在上海，但冯雪峰无法去询问她这件事。她是直属第三国际的党员，并非中共党员，冯雪峰虽是中共中央派到上海的特派员，也不能去询问她所做的事。这不但是地下工作的纪律，也是党的纪律。直到“文革”中，他才说出了埋在心里几十年的想法:“红军长征胜利，史沫特莱搞了个东西”，“由史带到华北，再交给交通送去的。电报是信的形式”。
从冯雪峰在“文革”中的补充回忆可见，对于“鲁茅联名信”，他除了在陕北听到一点传闻外，知之不详。这从侧面也反映了鲁迅茅盾并没有起草或过目此信，而且事先也并不知情。而冯的设想，也仅是设想而已。
七、史沫特莱不知此事
史沫特莱后来写了长篇回忆录《中国的战歌》及其他单篇回忆文，写到了和鲁迅的相见与交往，写到了鲁迅参加的民权保障同盟的一场又一场很具体的斗争，写到了1936年在鲁迅家里见到了冯雪峰并作了长谈。她写道:“一九三六年春季的一个夜晚，我在我的朋友鲁迅家里遇见一个以红军代表身份刚从西北来到上海的作家。他完成了富有史诗色彩的长征，经历了那次由整整一支大军跋涉一万二千英里平原、河流、山岭的艰苦旅程。有几个星期，我每天晚上都和他们坐在一起，记录他的谈话，尽管是平铺直叙的事实罗列，却充满了一幅幅难以置信的艰苦卓绝、坚韧不拔的生动画面。”但史沫特莱就是没有写到“鲁迅茅盾联名信”。在这部译成汉字达37万余字的回忆录中，记录了很多事件的年月日，写下了不少数据，引用了不少文件和记载。可以想见，她这部回忆录不是拍脑袋写出来的，而是事前准备了很多史料的。她在回忆录中没有写到“鲁茅联名信”，就是她没有参与此事，也没有人告诉过她此事，决不是她“忘记”了，更不会是她“谦虚”才不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