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茅盾谈到此事坚持两条底线
茅盾是这封信的两位署名者之一。那么他是怎样谈这封信的呢？
茅盾在《我和鲁迅的接触》（1976年《鲁迅研究资料》第一辑）中说:“关于毛主席率领红军长征的胜利，国民党是封锁消息的，上海一般人直到很晚才知道。一天我到鲁迅那里谈别的事，临告别时，鲁迅说史沫特莱昨来告知，红军长征胜利，并建议拍一个电报到陕北祝贺。我当时说这很好，却因为还有约会，只问电报如何发出。鲁迅说，我交给史沫特莱，让她去办就是了；又说电文只要短短几句话。当时我实未见电文原稿，因为鲁迅还没起草，以后因事忙，把此事忘了，没有再问过鲁迅，也没有问过史沫特莱。不知史沫特莱如何把这个电报拍出去的，现在相传是通过第三国际从法国转的，这只是猜想而已。”
茅盾在1984年出版的《我走过的道路（中）》中说:“一九三六年春节后的某一天，我照例到一些老朋友家去‘拜年’，也到了鲁迅家中。告辞时，鲁迅送我下楼。走到楼梯中央，鲁迅忽然站住对我说:‘史沫特莱告诉我，红军长征已抵达陕北，她建议我们给中共中央拍一份贺电，祝贺胜利。’我也停住脚步道:‘好呀！’鲁迅继续往下走，又说:‘电文不用长，简短的几句就行了。’我点着头，转念又问道:‘可是电报怎样发出去呢？’鲁迅说:‘交由史沫特莱，她总有办法发出去的。’这时我们已走到楼下，见厨房里有人，就没有继续谈。我因为还要到别人家去‘拜年’，就告辞了。后来因为别的事，见到鲁迅也没有再问起这件事，以后也就忘了。直到四月底冯雪峰从陕北到了上海，才告诉我:‘你们那份电报，党中央已经收到了，在我离开的前几天才收到的。’由此猜想，史沫特莱一定是把电报寄往巴黎，再转莫斯科，才发电报到陕北的，所以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
茅盾在一些文章、书信、谈话中，也涉及到这封信，内容大致和上面所引的两段文字相似。茅盾并不否认有过此事，但情节大都根据冯雪峰所言和《大事记》所载编成，而和已发现的这封信的情况出入很大:
1、冯雪峰说是电报，茅盾也一直说是电报，现在明摆着是一封信；2、冯雪峰说是“庆贺长征胜利”，茅盾就借鲁迅之口说是“庆贺长征胜利”，而此信却明明写的是“红军在山西的胜利”；3、《大事记》中所记祝词只一句话，这句话传之久远，茅盾就借鲁迅之口说“电文不用长，简短的几句就行”，不料却是一封不长不短的信；4、因为冯雪峰说过“是史沫特莱搞的”，茅盾就说成是史沫特莱策划和拍发电报；由于冯雪峰说电报是“转转折折地送去”的，茅盾就想象电报“是通过第三国际从法国转的”，但还赶紧加上一句“这是猜想的”；5、由于《大事记》中把鲁迅祝贺信列在“一九三六、二、二十”的项下，不少人误记把日期理解为祝贺电报发出的日期，因而茅盾把鲁迅和他商量此事定在“春节后的某一天”，现在看到此信所署日期是“三、廿九”，都快清明节了，怎么还“拜年”呢？
从以上几点看来，茅盾的这两段回忆文不是出诸他原始的记忆，而是参照冯雪峰和《大事记》的说法虚构的。那么，茅盾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不外乎两个原因:第一、要是鲁迅、史沫特莱确曾发过这么一个电报，只是忘记告诉他了吧，他怎么能毫无根据地就否认此事呢？第二、新中国成立后，他是这封信的唯一存世的当事人，为了顾全大局，他也不能对此事“一问三不知 ”。他认为顺着权威的冯雪峰的说法和权威的《大事记》的记载去说，总不会错的，也就这么说了。
然而，在盛传鲁迅、茅盾打电报或写信祝贺红军长征胜利的情况下，每当他谈起此事时，他都坚持两条底线:一、电报是鲁迅起草的。他把这份光荣，这份功劳，归之于鲁迅，决不往自己身上拉；二、他没有过目，“我实在未见过电文原稿”，也从未有人告诉过他电报的内容。直到他晚年写回忆录的时候，他仍坚持这两条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