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闺中良友”是发妻
李蕙仙是大家闺秀，也是梁启超的闺中良友。她意志坚强，遇事果断，虽然她在澳门时日子过得很孤寂，并在给丈夫的信中透露了自己在家中愁闷，但当她知道梁启超要游历美洲，决定暂缓接眷属去日本时，她能顾全大局。梁启超在《壮别》诗中写道:丈夫有壮别，不作儿女颜。风尘孤剑在，湖海一身单。天下正多事，年华殊未阑。高楼一挥手，来去我何难。
这种气概和心情的背后包含着妻子的理解和支持。
李蕙仙富于同情心，是一位很仗义的女子，1899年，梁启超接她们母女去日本时，她还带去娘家的亲戚和小孩，并一直扶养接济他们。从日本回国后，住在天津时，也抚养了很多梁家和李家亲戚的孩子，如七公梁启雄（梁启超的小弟弟）和三姑婆（梁启超的妹妹）都是由李蕙仙接济上学，并长年住在梁启超家。后来，七公梁启雄成为著名的哲学家，对荀子有较深的研究。
李蕙仙的侄女李福曼是十四舅外公的女儿，11岁时就到梁启超家，读天津中西女中8年，又读燕京大学4年全部都由梁启超、李蕙仙资助，后来她嫁给梁思永，成了我的三舅妈。
婆还是当年妇女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刊物《妇女报》的主编之一。与那时的“小脚老太”不一样，她曾去过全国十几个省份，也曾出国探亲。
1924年春，李蕙仙婆的乳腺癌复发，这次癌细胞扩散后和血管相连无法再动手术了。婆终因病情严重医治无效，于1924年9月13日病逝。婆和公公共同生活了33年，终年55岁。梁启超在当年《晨报》纪念增刊所写《苦痛中的小玩意》一文里，自述了他这年的苦痛情形:“我今年受环境的酷待，情绪十分无力，我的夫人从灯节起卧病半年，到中秋日奄然化去，她的病极人间未有之痛苦，自初发时医生便已宣告不治，半年以来，耳所触的，只有病人的呻吟，目所接的，只有儿女的涕泪。……哎，哀乐之感，凡在有情，其谁能免？平日意态活泼兴会淋漓的我，这回也嗒然气尽了。”李蕙仙逝世周忌的后一天，全家把她的灵柩安葬于北京香山卧佛寺的东面风景秀丽的小山上。
坚韧“王婆”挑大梁
我有两个外婆，李蕙仙是梁启超的原配夫人，儿女们称呼她“妈妈”，她有3个子女长大成人:大姨梁思顺、二舅梁思成、我的妈妈梁思庄。
王桂荃婆是梁启超的第二位夫人，四川人，儿女们称呼她“娘”，孙辈称呼她“婆”，虽然她不是我的亲外婆，但她和妈妈思庄的感情如同亲生母女，待我也如同亲外孙女。她生的子女有6个长大成人:三舅梁思永、四舅梁思忠、五舅梁思达、五姨梁思懿、六姨梁思宁、八舅梁思礼。
婆的身世很悲惨，4岁时不幸父亲猝死，继母虐待她，她从4岁到10岁被人转卖了四次做丫头。最后随李蕙仙来到梁家，那时她已十几岁，梁启超才给她起了个大名，叫桂荃。1903年，她18岁时在李蕙仙的主张下和梁启超结了婚。公公说婆“是我们家极重要的人物”，二舅思成说:婆是个“不寻常的女人”。
她虽出身贫苦，没有机会读书识字，但自幼聪明伶俐，勤奋好学，和公公一起流亡到日本后，接触到日本现代文明，接受了新思潮，开阔了眼界，很快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东京话。她既是李蕙仙的得力助手，又是她各项意图的忠实执行者，也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并负责家务方面对外联系。她负担着一大家人的饮食起居，用慈母的心照顾着孩子们，她每天督促孩子们做作业时，坐在一旁听孩子们读书、写字，她也跟着读，就这样她学会读书看报，还会记账，写简单的信。她同样也很理解公公的事业，为了使公公专心工作，她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使得家庭和睦安定。
二舅思成、妈妈思庄虽非婆所亲生，但他们都是在婆的抚育下成长的，他们尊敬婆如亲生母亲，以至我小时候一直认为她就是我的亲外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