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英文向她求婚
乔冠华章含之一“吵”钟情——
省长孙女、总长女儿、主席老师、外长遗孀——“红色名媛” 章含之的一生可谓传奇。两次婚姻，以及她与丈夫、前外交部长乔冠华一起在“文革”里或出于欲望，或出于自保的迷失，成为世人对她一生的争议。而她和乔冠华的真挚爱情却让人为之动容。本书是章含之的传记，记叙了她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
原来他就是乔冠华！
在章含之笔下，她和乔冠华首次相遇的经过是这样的：
我第一次见到乔冠华是在“文化大革命”处于高潮的1967年4月或5月，地点是在我家胡同斜对过的一家小文具店。冠华当时住在报房胡同，离那家文具店也很近。那时我在北京外语学院经过了一番批判斗争之后，适逢造反派打起了派仗，我们这些“黑帮爪牙”就“自己解放自己”了。学校两派群众组织的派仗围绕着外事口的斗争；“造反派”坚决要打倒“陈、姬、乔”(陈毅、姬鹏飞、乔冠华)，另一派“红旗大队”则主张对陈毅同志“一批二保”，也不主张打倒姬、乔。我们这些“老保们”自然是拥护“红旗”的主张。校园内两派的高音喇叭围绕“陈、姬、乔”问题天天从早到晚地争论、对骂不休。就在这喧嚣一时的派仗高潮时，我在一个星期日上午走进那家小文具店。我正浏览着当时少得可怜的文具时，从外面进来一个瘦削修长的身影。我转头看这个顾客，他戴眼镜，神态严峻，我觉得他带着一种捍卫自己尊严的高傲气质。
我禁不住多看了他几眼，而他却目不斜视，进门就说买写大字报的纸，买完就出了店门。他刚走出店门，店里的两个售货员就交头接耳起来：
“你认识他是谁吗？”
“不认识。”
“嗨，就是外交部的乔冠华！造反派贴了他好多大字报，要打倒他。”
我一怔，原来这就是我们要力保的“陈、姬、乔”之一的乔冠华！从他那种气质看，是个很有个性的人，也是个很典型的知识分子。多少年过去了，这第一次的陌路相逢却始终留在我脑海里。后来，我把这首次印象告诉冠华。他大笑，说那是他蒙难最深的日子，“造反派”要他每日写“思想汇报”。贴“检讨”的大字报纸还要自己买。他开玩笑说那是月下老人牵的第一条红线，不过够不上“有缘千里来相会”，史家胡同和报房胡同连一里路都不到。然后，他很认真地说：“不过要是无缘，多少人近在咫尺终身也不会互相看一眼，更不会相识相爱。”
怄气的事一风而吹
在章含之看来，毛主席有一种“神的力量”。“你要到外交部去，当发言人!”因为毛泽东的钦点，章含之一进入外交部就“与众不同”：“因为我是毛主席亲自点名调进部里的，后来出席第一次联大会议又是主席亲自定的；我来往最多的人都是‘通天人物’。”
1971年11月12日，出席联大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抵达纽约肯尼迪机场。
本来，章含之并不担任乔冠华的翻译，但由于他的翻译另有重要任务，临时把她叫去。乔冠华赶到饭店与布托会晤，并向他通报当天上午他与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会谈的情况。由于上午不是由章含之去翻译的，谈话又涉及许多军事进展和地名，所以她好几个地方都没有翻清楚。乔冠华批评说：“你怎么这样搞不清！算了，你不要译了，老熊(熊向晖)，来帮个忙。”章含之当时辩解说：“我是临时通知来的，今天早上不是我翻译的。”
乔冠华挥挥手说：“算了，算了，没有时间同你解释！”
第二天早上在楼道里再见到乔冠华时，不知他是否觉得头一天对章含之太厉害了，开玩笑说：“笨猪(Bonjour，法语谐音，意为‘早上好’)，还想着昨天的事啊！”
章含之怨气未消：“哪敢和团长闹情绪！不过团长也不必骂人笨猪吧！”
他说：“我的法文发音不好！”
章含之说：“比我的英文好！”
一天，联合国大会要表决二十多项提案，由符浩出席大会投票，章含之担任会场翻译。当他们译出中国代表团对这二十多项决议的表决态度之后，符浩嘱咐章含之“请示乔团长”。此时已是午餐时候，章含之怕耽误时间就问乔冠华，是否可以马上看一下投票方案。乔冠华回头冲她说：“连顿饭都不让我好好吃！有什么事情吃完饭来不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