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湖南上川的农民汤万景，其后人说他，“沿途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同时也缺乏盐，一块泡得很久业已黄白不分的盐蛋，每顿饭取出来，拿筷子尖沾点咸味尝尝，就这么样一块咸蛋在路上吃了一个多月。”其实，关于“盐蛋的传说”的四川民间广为流传。
清代有个叫严如■的人，在陕西汉中府任知府和陕西兵备道期间，经常深入川鄂陕边界的深山老林踏访，他看见移民往往“取石支锅，拾柴做饭”，三块石头支一口锅，便能填饱肚皮。晚上住宿也舍不得住客栈，碰到寺庙、岩洞、密林，便胡乱应付一夜，有时就在人家的屋檐下借宿，第二天天不亮又要挑着行李上路。几个月来日日如此，夜夜皆然，风餐露宿，苦不堪言。
著名四川作家李■人，祖籍湖北黄陂县，其八世祖先李述明于清初上川，沿途靠贩卖布匹兼行医赚路费。而对于没有特殊技能，仅靠一身力气过日子的普通农民来说，只有帮助别人肩挑背驮，打工干活，维持路上生计。
有的移民身无分文、进退两难，甚至不得不将幼子、胞弟卖掉。雍正四年（1726年），广东人余汝彰与三个弟弟一同入川，行至重庆府永川县，“行囊告罄”，无奈，余彰汝只有将幼弟汝常“出嗣”给同姓，换得几十两银子，走到荣昌县城附近的峰高铺，环视身边可卖之物，只剩下一把破伞了。
钟宏予一行人走到湖南浏阳时，他的路费便用完了。有人提议，大伙都停下来，等他筹款。“切勿切勿”，钟宏予咬牙说，“自有主意，可积钱，上川不过迟来三四年耳！各位前行，不必为我忧。”
事实上，除了少量的商贾大族之外，大多数的移民，与困窘的钟宏予并无两样。对于移民途中的艰辛，雍正六年（1728年）的一则谕旨作了推测性的描述:“扶老挈幼，跋涉山川，安有余资以供路费？中途困厄，求救无门，不相率而为匪类，势必为沟中之瘠矣。”
钟宏予没有跟随大队伍前行。他有一个舅舅，早年移居浏阳，见面后，舅舅提出借他路费。可钟宏予说，“甥上川万里迢遥，顺则回粤省母，可还舅钱；不顺则不知下落。舅虽慷慨，甥恐无还，冥中受害，万不敢用。”他看出当地的人“皆游手好闲”，“若果能出力，无有不挣钱者”。
面临各种艰难险阻，移民们的进取欲望让人惊叹。雍正十一年（1733年）九月九日，广东龙川县一批结队而行的移民，遭到官府阻拦，他们在一份《往川人民告贴》中称，“我等前去四川耕种纳粮，都想成家立业，发迹兴旺，各带盘缠，携带妻子地下兄弟安分前行，实非匪类，并无生事之处……近来不知和故，官府要把绝我们生路，不许前去。……但是我等进生退死，一出家门，一心只在四川。阻拦得我们的身，阻拦不得我们的心肠。……若到江西隔省拦阻我们，我等腰拼死齐拌一死。……总之，我等众人都是一样心肠，进得退不得。”
晚年的钟宏予没有说自己的“心肠”，只是淡淡地交代，住在舅舅家的两间空房里，他“遂奋力斩荆披棘”，当了三年樵夫，“珠积寸累”，才凑够途中所需的盘缠，于雍正元年（1723）年，带着家人从浏阳继续西行。
上川之路
钟宏予是怎样从广东长乐到湖南浏阳的，从浏阳上川的路线如何，总共走了多长的路，后人已无从得知确切数据。在钟氏族谱中，有的地方说他“苦经驿路三千”，有说“以七千里之遥，迁居蜀简”，还有说“八千道路迢迢”。
事实上，由于上川的始发地、目的地不同，行进路线也各有差别。但历史学者们研究分析，南方各省移民上川，普遍走水路和陆地两条主要途径:水路出鄱阳湖入长江，溯江而上到夔门；陆路由闽粤入江西，取道湖北、湖南或贵州入川。
从宋代开始，长江水路正式设水驿，历元、明两代，长江水路驿站的设置和管理日趋完善。早在元末明初，就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迁移浪潮，移民大多出自于湖北，尤其是鄂东北的黄州府和麻城县一带地方，他们过荆门至宜昌入三峡，溯江到夔门。到了清初，两湖移民，包括部分江西移民，入川时也多取这条传统的水路，如清人所说，“楚人入川者，必由二水（长江、汉江）溯流而上”。
由鄂西进入四川，是传统的川鄂交通路线。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小道，是从湖北房县、竹山顺着堵水西行，越大巴山，沿大宁河南下而入夔州。清人严如■，在川鄂陕边界的深山老林见到的“流民”，就是从条道入川的移民。
移民到了湘西之后，或者取道与之接壤的鄂湘黔结合部的各种路径，向川东迁移；或者经沅州这个枢纽，进入贵州西部，由遵义北上，进入川黔大道。到遵义后又有两个选择:一条直接北上，经过桐梓、綦江进入永川一带，另一条路线是经过习水、赤水到泸州。
虽然关于钟宏予的上川之路的记载非常粗略，不过，他的长乐老乡，一个叫曾顺裔的人，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举家迁徙到四川资州后，其6世孙曾建章撰写《广东省长乐县至四川资州程途记》，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曾顺裔的上川路线:
长乐县——嘉应州（150里）——平远县（150里）——筠门岭（150里）（江西界）——会昌县（150水程）——赣州府（240里）——泰和县（160里）——吉安府（140里起旱）——分宜县（180里）——袁州府（80里）——萍乡里（100里水程）——湘潭（240里）（湖南界）——长沙（120里）——沅江（180里）——常德府（180里起旱）——慈利县（280里）——永定县（180里）——来凤县（360里）（湖北界）——黔江县（180里四川界）——玉山镇（180里）——彭水县（300里水程）——羊角嘴（300里）——涪州（300里起旱）——永川县（150里）——荣昌县（120里）——隆昌县（120里）——内江县（120里）——资州（现资中县，90里）
曾顺裔沿途共跨越6省，是名副其实的跨省大迁徙，途中经过的主要州县地名共29个，其中水站14个、陆站15个。诚如《程途记》的末尾声明，“以上程途共五千三百余里，皆我始祖自粤地举家入蜀时，栉风沐雨，步履治所经者也。今（悉）数而出之，以见山川悠远，祖步艰难云。”许多移民的族谱证明，这条路线，正是闽、粤、赣、湘等南方移民上川的主要通道之一。
从浏阳出发后，钟宏予经过40多天的长途跋涉，终于在四川简阳县踏水桥安家落户，抵达当夜，只能借宿在碾坊石墩上。三年的艰辛旅途终于熬过去了，这一年除夕，钟宏予特地蒸了一笼广东老家的点心——黄■，并郑重地穿上完婚时父亲送他的衣帽，祭祀祖先。
据载，康熙二十四年，四川仅有9万人口，到了乾隆五十四年，已达到948.9万，饱受战争荼毒的巴蜀之地上出现了一个个垦荒的背影，集镇游走着一批批操着异乡口音的商贾，一些新的物种、工具也被带来了四川，五方杂处的社会与融合造就了新四川人。持续一百多年的移民潮，后来由于四川人口与土地的平衡，以及政府的控制，乾隆中期之后便开始消退了。
到了乾隆中期，迁居简州的钟宏予通过“三次买业”，逐渐繁衍为拥有六房子孙的“巨族”。为了“追宗荐祖”，这个家族在钟本人的带领下，先后三次开展口述家史的活动，后人将其整理成《入川履历》存入家谱。
“靠着水沟，割下芦草，造起茅篷，将自己一家人安顿下来，又把自己力气能够开垦的土地，用树枝插起，作为占有者的标记……”汤万景的一个后人，在1947年，曾如此描写先祖入川后的垦荒情形。他的名字叫汤道耕，笔名艾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