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灾
在明末清初，绞杀四川人民的除了战乱之人祸外，还有天灾——瘟疫、饥馑与虎患。顺治初年，瘟疫等灾害席卷大半个四川，川北苍溪、达县等地“大旱、大饥、大疫，人自相食，存者万分之一”。虎患也大扰蜀土，“有耕田行路，被老虎白昼吞食者，有乡居散处，被老虎夤夜入食者；及各州县，城垣倒塌，虎亦有径行阑食者”。康熙初年，由广元入蜀赴任的四川巡抚张德地，在川境内行数十里，绝无炊烟，又“舟行数日，寂无人声，仅存空山芜麓”，到了成都，则“举城尽为瓦砾，藩司公署久已鞠为茂草矣”。康熙《成都府志》也说，其时“城郭鞠为荒莽，庐舍荡若丘墟；百里断炊烟，第闻青磷叫月；四郊枯茂草，唯看白骨崇山”。
多年战乱与自然灾害横行，最终造成四川人口锐减。据《中国人口通史》估计，明末四川人口有600余万，到清初“湖广填四川”之前，只有60余万，十口仅存其一，创下有史以来四川人口最低记录。
社会既被大幅破坏，经济也难存元气。明末清初的四川，以农业、盐业为主要经济支柱。经过多年丧乱，人口锐减，农业也被深度破坏，许多地方有可耕之地，而无耕地之民。加上大旱、瘟疫等自然灾害，不少侥幸草间独活的“可耕之民”也无力耕种，使本就衰败的农业雪上加霜。盐业方面，也是一片残破气象。顺治初年，四川巡按赵班玺入蜀受事，亲见“一切盐场政务荒废已极”，“井圮灶废”，“百不存一”。顺治十七年，四川巡按、御史张所志视察自流井发现，战乱前大小盐井共计492眼，经过数十年丧乱后，各盐井共坍塞458眼，占原盐井数的93.09%，遭到毁灭性破坏。
要言之，明末清初的四川，人口、社会、经济、文化均遭到极大破坏，需要休养生息，百废待兴。然而，仅仅依靠本土残存人口，要恢复天府之国的风貌，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恰在此时，湖广间的冗余人口正在溢出，他们亟需一方肥沃的土地来耕种开拓，繁衍生息。于是，剩水残山、奄奄一息的四川，就要吸纳那些规模空前的新鲜血液，因之重焕生机，也从此拐入奇异而美妙的历史新轨。
上四川去
两三百年前，一个谋求生存、改变命运的强烈呼声，流传于广东、福建、湖南、湖北、江西等地——“上四川”，这改变的不仅仅是移民们个人或家族的命运，更有整个四川的命运。
文/国家历史记者 杜兴
1720年，广东嘉应州长乐县，一个叫钟宏予的农民，面临一生最重要的抉择。
他的祖父是个仗义疏财的乡绅，“应酬日繁”，“仁者不富”，家资消耗很快。
在“地狭人稠”的闽粤，有限的田产是不会生长的蛋糕，子孙越多，能分得的块头越小。到了钟宏予这一辈，有三个弟弟的他，不到四十岁就生了四个儿子，并且，又赶上“时粤大饥”，钟家日渐萧条。
在年迈的母亲看来，坐在屋子里解决不了吃饭问题，得走出去。身为长子，钟宏予理应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族人公认他“志洁行方”；比之弟弟们，他家里的人多——也就意味着，他家有外出谋生的富余人丁，以及更强的抗风险能力。于是，这一年，母亲三次命令他:上四川去！
此前22年，也就是1698年，湖南宝庆府武冈州，一个叫汤万景的农民面临着同样的抉择。后人描述，汤“读过书，却以种田为主要职业。但他失掉了土地，不能生活了。”他将求生的目光投向了四川。
四川——时间再往前，康熙九年（1670年），什邡知县李若璋到任时，看见“人民稀少，景物荒凉，蜀中止草屋数椽，城窟存虎豹之迹”；康熙十九年（1680年），乐至知县王大贵任职时仍“无官舍，寄居城西关外报国寺”；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南溪知县王大骐就任时，“目击凋残，心焉凄恻”……类似记载在四川地方志里俯拾皆是。这些从京师来的官员很难相信，诗书中的天府之国，现实里竟如此残败。
其实，早从元朝灭宋的战争开始，四川的繁荣就开始衰萎。明末清初，永宁土司、张献忠、清军、“摇黄”、吴三桂等势力，为争夺成都、争夺四川拼死砍杀，直杀得巴蜀之地“靡有孑遗”，加之自然灾害和瘟疫，许多州县“十室九空”，耕地大量荒芜，不仅有“虎食人”的现象，更有“人相食”的记录。顺治十八年（1661年）的户籍清理结果表明，四川总人口仅约8万人，而纳税的人丁额仅1.6万，与东南省区的一个县相当，以至于需要从外省拨银支持四川地方财政。
战乱还未平定，清政府就招徕本籍逃散人口回四川垦荒，但收效微乎其微。康熙七年（1668年）九月，巡抚张德地请求朝廷扩大招垦范围，鼓励湖广等外省农民入川。此后，政府陆续推出了一系列鼓励政策，除了宣布“凡流寓愿垦荒居住者，将地亩给为永业”之外，还准许移民子弟以平等资格参加科考。
广袤土地以及强大的政策引力，与外省困苦百姓谋生的冲动交织，清朝规模最大的移民运动开始了。由于入川的人口中，毗邻巴蜀的湖广（湖南、湖北）人占大多数，后来的历史学者将这场延续一百余年的省际大迁徙称为“湖广填四川”。
处于长江上游、雄踞西部的四川，对于广东、福建、湖南、湖北、江西等地的移民来说，自然需要“上”去。如同钟宏予和汤万景面临的抉择那样，两三百年前，流传这些地方的谋求生存、改变命运的最强呼声之一，便是“上四川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