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程之前
长乐县有一个周氏家族，其12世祖遵公，曾经在明朝万历年间做四川大竹知县，卸任回到家乡后，“面传佳话于梓里”，大肆宣传四川的肥美。受这一信息的影响，周家族人“无不闻而羡慕之”，清朝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周家28个成员先后上川，分别定居四川27个府州县。
不知道钟母是否也听过这段“佳话”。事实上，像周遵公一样，因从政、经商、从军或者逃荒，不少外省人到过四川。到了清初，当人们谋求生存往外拓展的时候，先辈们的经历成了可靠的抉择依据。
雍正六年（1728年）的一则谕旨分析了移民上川的原因，一是风传四川“矿土本宽，米多贱价”；其二，又有一些“包揽棍徒”，“极言川省易于度日，一去入籍，便可富饶”。
无论是先辈的启发，还是掮客的鼓动，都只是间接信息。一些家庭为求稳妥甚至派人亲往四川考察。福建人魏成美就是其中一个。康熙年间，他带着弟弟游遍了川西平原上富饶的温江、新繁、什邡等地，看见那里“田肥美、民殷富”，“心志不觉大悦”，而在内江县的治地汉安，他参观了三百多个手工作坊之后，“心志尤觉怦怦有动”。于是，“遂不惮艰险，仍与弟回闽，携家来川”。
美好的前景似乎就在眼前，可是，让一个安土重迁的农民，下定决心离开亲友和故土并非易事。一首客家情歌表达了情人的悲欢:“情郎一心上四川，坐上盐船去建安。宁舍金银千千万，怎舍情郎离开我。”
母亲三次命令钟宏予上川，但他“哭泣不忍别”，母亲只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母命你上川不去，倘我儿孙都像邻家饥饿涂地，我纵饿不倒，亦会气倒，你若不放心，留你第四子■服劳，遗一角田土，又有三个胞弟照料。为何我多活几年？你都不去？”说到这个份上，钟宏予只好答应马上准备。
上四川去，不是说走就走的，移民需要提供已入川亲戚的姓名、田产等信息，经核实后，当地官府才发给“路票”。很多移民在四川并无亲戚，再则“路票”办理过程又很长。一位官员在一份奏折中叹息道:申请路票者，不过“百之一二”而已。
一旦上路，就意味着可能终生与亲友诀别，所以闽粤移民尤其是客家人，往往会在行囊里装进一些“特殊物品”:族谱，祖骸和画像。长乐县东门外南门田桂花树下，一个叫曾顺裔的人，就背着祖母朱氏的骨骸入川。
远距离迁移最重要的准备，是凑齐路费。有的召集族人集资，有的变卖田地房产，而钟家“无从储备”。儿子怯怯地问，没有盘缠，怎么办？钟宏予回答说，“走在丰熟地方，自可积钱。”
1698年，汤万景经过抉择之后，“强抑着悲哀，怀抱着雄图，带着妻子儿女，远离了自己家乡和亲人，来到战乱之后人烟绝迹的四川西部”。 1720年，钟宏予携带三个儿子，和堂兄弟一行15人，拜别祖宗、母亲和其他族人，踏上了入川之路。
咸蛋和扁担
漫漫旅途，最理想最便捷的交通工具，当然是骑马乘车，但这样的入川方式只有极少人能享受。对于大多数没有马匹的移民，要想徒步将家庭成员中的老弱病残携带入川，只有靠肩挑背驮了。农家常用的翘扁担，以及竹箩筐、竹椅子，就成了不可缺少的运载工具。
钟宏予的老乡，广东长乐县的李文元和妻子张氏，带着双亲和两个幼子上川，“行路维艰”，两个幼子由张氏的胞兄挑着走，他对路人开玩笑说，“我肩日月矣”。这样肩挑日月的景象，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经常可见。
扁担最主要还是用来挑运行李。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长乐的另一个老乡，年仅20岁的戴焕祥，每日肩挑80多斤的行李，走了整整两个月才入川。
“被薄衣单盐一两，半袋干粮半袋糠”，这是从麻城入川的郑家家谱上的记载的实例，事实上，这也是移民路途饮食的普遍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