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毛泽东在湖南正式建立共产党后，新民学会即逐渐停止活动了。会员中的革命派大都成为中共最早和最重要的骨干。有少数会员从倾向于国家主义等思想，最后变成国民党反动派镇压青年的凶手；有的则投靠国民党政府升官发财去了。
１９１９年７月１日，由李大钊、王光祈发起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经过一年的酝酿筹备，在北京开成立大会，推王光祈为执行部主任。该学会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要求会员恪守“奋斗、实践、坚忍、俭朴”的信条。总会设于北京，在上海、南京、成都及法国巴黎均设有分会，会员遍及国内许多省市以及欧美、南洋等地，影响较大。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高君宇、曾琦、李璜、左舜生等均加入该会。该地出版有会刊《少年中国》，其一部分内容是介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哲学方面的论著与译文，涉及人生观、世界观及社会问题各个方面；另一部分是发布该会日常活动消息及会员通讯等。共出４卷１２期。
在新民学会，他唱的是主角，而且和他的挚友蔡和森二人都深得其恩师杨昌济的赏识和器重，许为“二子海内人才”；且毛蔡并称，是三湘学子中的佼佼者。在这个社团群体中，他们“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互相以道德学问相砥砺，注重大本大源的探求，又深受湖湘学风的熏染，重学重行，重经世致用，为日后的大事业刻苦磨练自己。毛泽东人格风貌的底色，正是在这时形成的。但新民学会毕竟是个地方性的青年社团，它虽然聚集了一些日后在政治、学术舞台上都卓有造就的杰出人才，但在当时并未产生全国性的影响。在1918年到1920年间，毛两度赴京，他的眼前展开了一个更广阔的天地。1920年初，他在李大钊、王光祈介绍下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这使他完成了一个角色变换：对于涌动京城的新文化运动浪潮而言，他从一个旁观者和过客的身份，变成了一个直接参与者——虽然在“少中”学会内，他唱的不是要角。由于毛在这两个社团内的地位、角色不同，多少影响了近半个世纪来国内学界对这两者的研究。在新民学会，毛是创始人和精神领袖，故解放后对此会的关注研究甚多，几为显学。而在“少中”，毛只是一般会员，与学会大事活动相关的记载中几乎从不见他的踪影；唱着重要角色、后来又是中共领袖的则是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沈泽民、杨贤江、张闻天等人。而且，在毛成了大气候之后，“少中”同人又对他微有忤逆。这也许就是“少中”后来被“冷处理”的部分原因。半世纪来，国内未有一部关于“少中”的专著，文章亦寥寥无几，而关于毛早期经历的无数“研究”文章、论著中大多对此取回避态度。但就我所接触的材料而言，可以认为，新民学会的经历或可谓之毛的人格初型，而“少中”的经历，给他留下了更多的思想资源和理论启迪。
在社团活动中，毛泽东不仅重视对学术知识的探讨与研究，还极为重视社会实践在社团中的作用，注意在实践中学知识、受教育、长才干。因此，在总结自身经验的基础上，他大力提倡社会调查，指出：“你对于那个问题不能解决么？那么，你就去调查那个问题的现状和它的历史吧。你完完全全调查明白了，你对那个问题就有解决的办法了。”毛泽东既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毛泽东当年的少中同仁，王光祈和李璜对毛泽东的评价，可谓中肯。王光祈说“此人颇重实践，自称慕颜习斋之学主实行。”李璜则认定毛泽东日后“可能成为一个革命的实行家”。毛泽东和他的社团同仁们多次实地调查，亲身实践。1917年7月中旬到8月16日，他同肖子升步行漫游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历时一个多月，行程九百余里。注重实践，是离不开社会的。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是脱不了社会的生活的。”因而在他主持新民学会期间，特别强调“注意潜在，不出风头”，强调朴实、踏实的工作，反对一无所成的浮夸作风。毛泽东认为“改造中国是一场持久战，非二十年的准备，不为功”，要求大家踏踏实实地工作，从实践中求得真理，鼓励同人“多出几个小学教员，万勿以个人暂时之不经济忘却远大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