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和《新青年》杂志,为五四运动培育出了一大批骨干力量
由于陈独秀和《新青年》杂志在当时有着崇高的威望和广泛的影响,所以很快吸引了全国一大批先进的青年。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说他在师范上学的时候,就开始读《新青年》杂志,“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把他们作为自己的“楷模”,陈独秀对他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31、37页)。周士钊在回忆中也说:毛泽东是当时最热爱《新青年》的读者之一,“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之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他完全同意《新青年》的论点”(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第2册,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90页),并于1918年4月酝酿成立了“新民学会”。像毛泽东这样在《新青年》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先进的青年人,在全国各地有一大批。他们在《新青年》的影响下成立的社团和创办的报刊,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例如,北大学生许德珩等成立了国民社,创办了《国民》杂志;傅斯年和罗家伦等人成立了新潮社,创办了《新潮》杂志;周恩来等人在天津成立了觉悟社,创办了《觉悟》杂志,等等。这批先进青年和社团、报刊,在各地的五四运动中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他们的领导和带动,五四运动是很难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形成一场伟大的群众运动的。
■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思想指导者和精神领袖,在很多问题上具体指导了运动的进行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的发生,是由于中国外交代表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中国人民“公理战胜强权”幻想的破灭而引起的。而这种幻想的破灭,与陈独秀1918年12月22日和李大钊共同创办的专门报道评论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推动政治运动的刊物——《每周评论》分不开的。在发刊词中,陈独秀明确提出《每周评论》的主旨,“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八个大字”(《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04页)。在这个刊物上,陈独秀发表了大量很有战斗力的文章。12月29日,陈独秀明确提出欧战后东洋民族的两大“觉悟与要求”:对外,“是人类平等主义,是要欧美人抛弃从来歧视颜色人种的偏见”;对内,“是抛弃军国主义,不许军阀把持政权”(《欧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及要求》,《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04页)。这实际上是竖起了后来成为五四运动纲领的两面旗帜,即反帝、反封建。1919年1月19日,陈独秀又在《除三害》中提出了进行国内斗争的具体方式:一是“要有相当规模的示威运动”;二是“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26页)。5月4日前夕,当得知5月4日当天将有学生示威游行的行动时,陈独秀立即在当天出版的《每周评论》上发表《两个和会都无用》的战斗檄文,尖锐地指出:“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97页)。这实际上是发出了五四运动的动员令。“要有相当规模的示威运动”,非人民“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等号召,在当时都极具政治号召力。
五四运动发生后,陈独秀立即投入了这场运动,和蔡元培、李大钊等人一起,努力引导运动的正常进行和深入发展。从5月4日至6月上旬,他一个月发表了7篇文章和33篇《随感录》。5月11日,他针对学生运动只注重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的情况,列数政府从21条以来的一系列卖国行为,指出斗争矛头不能仅仅指向这三个卖国贼,更应指向造成这些“根本罪恶”的北京政府。并明确指出:“我们中国现在有什么力量抵抗外人?全靠国民团结一致的爱国心”(《对日外交的根本罪恶——造成这根本罪恶的人是谁》,《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00页)。5月18日,他针对北京的运动只是局限在学生阶层和某些人把民族斗争视为山东一省问题的错误认识,又号召全民起来奋斗。(《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02-403页)5月26日,他针对反动当局不断镇压和逮捕学生,而运动中又出现妥协和厌倦倾向的情况,指出国民“应该有两种彻底的觉悟”:“(一)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二)不能让少数人垄断政权的觉悟。”并提出了“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的鲜明有力的战斗口号。(《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10页)6月9日,为了推动运动进一步深入,陈独秀竟亲自起草《北京市民宣言》传单,印成中英两种文字,于11日亲自到闹市区散发,结果被捕。在这个《宣言》中,陈独秀明确地提出了五条“最低要求”,不仅要收复山东权利,并且“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不仅免除曹、章、陆三个卖国贼,还要免除掌握当时暴力专政机关的徐树铮等人的官职,“取消步兵统领及警备司令部两机关”,“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25页),充分表现出反日和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彻底性。
陈独秀的被捕,在全国引起很大的反响。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就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对陈独秀的被捕表示强烈的抗议,热情赞扬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并高喊“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精神万岁!”(《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276页)这都有力地说明,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是起了领导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