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这个壮烈的运动已成了十六年前的史迹了。我们现在追叙这个运动的起源，当然不能不回想到那个在蔡元培先生领导之下的北京大学。蔡先生到北大，是在六年一月。在那两年之中，北大吸收了一班青年的教授，造成了一点研究学术和自由思想的风气。……当时在北方的新势力中心只有一个北京大学。蔡先生初到北大，第一天就提出“研究学术”的宗旨，这是不致引起政府疑忌的。稍稍引起社会注意的是陈独秀先生主办的《新青年》杂志，最初反对孔教，后来提倡白话文学，公然主张文学革命，渐渐向旧文化、旧礼教挑战了。当时安福政权的护法大神是段棋瑞，而段棋瑞的脑筋是徐树铮。徐树铮是林纾的门生，颇自居于“卫道君子”之流。《新青年》的同人攻击旧文学与旧礼教，引起了林纾的反攻；林纾著了几篇短篇小说，登在上海《新申报》上，其中《荆生》一篇，很明显的攻击陈独秀、胡适、钱玄同三人，并且希望有个伟丈夫荆生出来，用重十八斤的铜简，来制服书痴。……大家都很明白荆生暗射小徐将军，--荆徐都是州名。所以在八年的春初，北京早已闹起“新旧思潮之争”，北大早已被认为新思想的大本营了。
但单有文学礼教的争论，也许还不至于和政治势力作直接冲突。七年的《新青年》杂志是有意不谈政治的。不谈政治而专注意文艺思想的革新，那是我的主张居多。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诸先生都很注意政治的问题。蔡先生也是关心政治的改善的。这种政治兴趣的爆发是在欧战终了(七年十一月十一日)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停战的电报传出之夜，全世界都发狂了，中国也传染着了一点狂热。……这时候，蔡先生(他本是主张参战的)的兴致最高，他在那三天庆祝之后，还向教育部借了天安门的露天讲台，约我们一班教授做了一天的对民众的“演说大会”。……
这样热烈的庆祝协约国的胜利，难道蔡先生和我们真相信“公理战胜强权”了吗？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在当时，都不免有点“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磊”。我们大家都不满意于国内的政治和国际的现状，都渴望起一种变化，都渴望有一个推动现状的机会。那年十一月的世界狂热，我们认作一个世界大变局的起点，也想抓住它作为推动中国社会政治的起点。同时我们也不免都受了威尔逊大总统的“十四原则”的麻醉，也都期望这个新世界可以使民主政治过平安日于。蔡先生最热心，也最乐观，他在那演说大会上演说《黑暗与光明的消长》……
…………
蔡先生这篇演说的结语也是最值得注意的。他说：“世界的大势已到这个程度，我们不能逃在这个世界以外，自然随大势而趋了。我希望国内持强权论的，崇拜武断(独裁)主义的，好弄阴谋的，执着偏见想用一派势力统治全国的，都快快抛弃了这种黑暗主义，向光明方向去啊！”这是很明显的向当日的黑暗政治势力公开宣战了！从这一天起，北京大学就走上了干涉政治的路子，蔡先生带着我们都不能脱离政治的努力了。
……独秀和蔡先生在那时候都是威尔逊主义麻醉之下的乐观者，他们天天渴望那“公理战胜强权”的奇迹的实现，一般天真烂漫的青年学生也跟着他们渴望那奇迹的来临。八年四月底，巴黎的电报传来，威尔逊的理想失败了，屈服了！克里蒙梭和牧野的强权主义终于胜利了！日本人自由支配山东半岛的要求居然到手了！这个大打击是青年人受不住的。他们的热血喷涌了，他们赤手空拳的做出一个壮烈的爱国运动，替国家民族争回了不少的权利。(摘自胡适《纪念“五四”》，1935年)
中国白话文学的运动当然不完全是我们几个人闹出来的，因为这里的因子是很复杂的。……
至于我们几个发难的人，我们也不用太妄自菲薄，把一切都归到那“最后之因”。陆象山说得最好：“且道天地间有个朱元晦陆子静，便添得些子。无了后，便减得些子。”白话文的局面，若没有“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至少也得迟出现二三十年。这是我们可以自信的。(摘自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的《导言》，1935年)
“五四运动是一个新思潮、新文化运动，当时并不是政治运动。”“那时我们觉得要想提倡新文化、新思潮，就必须在非政治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基础。所以我们那时的主张不谈政治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很多人确实做到二十年不干政治，我个人就是在五四运动的二十一年后才做外交官的。我们当时极力的避开政治，但是政治不能避开我们，反之却来逼我们，以致五四运动慢慢成了带有政治性的运动。各党派的领导人都认为这是一种伟大的力量。当时中山先生在给海外同志书中，就曾说到学生力量的伟大。其他共产党和别的党派，也都开始认识了青年学生的力量。”
“后来政治性就格外的加强了，这也许是好的，也许是坏的，我不愿意评论。但文化的意义，就慢慢的削弱了。我个人觉得，这个政治化的运动未免太早，因为力量实在不够。二十九年以来，我个人始终觉得政治的基础应该建筑在文化及思想的基础上，从文化方面去努力，现在还要从各方面去努力。”(摘自《申报》，1948年5月5日)
三十几年前的五四，与文艺有什么关系？……多年来在国外有人请我讲演，提起这个四十年前所发生的运动，我总是用Chinese Renaissance这个名词(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五四的前一年(五四是民国八年)，在民国七年的时候，北京大学一般学生，一般高材学生，已经成熟的学生，里面有傅斯年先生，有罗家伦先生，有顾颉刚先生，……他们响应他们的先生们--北京大学一般教授们，已经提倡了几年的新文艺新思想，也就是所谓的文艺革命，思想革命。他们办了一个杂志，……《新潮》杂志，在内容和见解两方面，都比他们的先生们办的《新青年》还成熟得多，内容也丰富得多，见解也成熟得多。……当时他们请我做一名顾问，要我参加他们定名字的会议--定一个外国的英文名，印在《新潮》封面上。他们商量结果，决定采用一个不只限于“新潮”两个字义的字，他们用了个Renaissance。这个字的意义就是复活、再生、更生。在历史上，这就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名字。……在他们看起来，他们的先生们，对于这个运动已经提倡了一两年时间了，他们认为这和欧洲在中古时期过去以后，近代时期还未开始，在那个过渡时期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很相同的。所以他们用这个ReⅡaissance做他们杂志的名字。四十年来，我一直认为当时北京大学一般学生的看法，是对的。
…………
……人家都说胡适之所提倡不过是文体革命而已，这话也不错。我们当初所以能够成功，所以能够引起大家注意，就是我们那时认清楚了，这个文学的革命最重要的是文体的解放，把死的文字放弃了，采用活的文字。这个文体的革命是文学革命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我们抓住了这一点不讲别的，不讲内容，什么内容也不谈，最重要的即先做到文体的革命。这的确不错的。但是，除了文体之外也曾经讨论过(见之于文字的)，除了白话是活的文字活的文学之外，我们希望两个标准：第一个是人的文学；不是一种非人的文学；要够得上人味的文学。要有点儿人气，要有点儿人格，要有人味的，人的文学。第二，我们希望要有自由的文学。文学这东西不能由政府来指导。诸位看看，我们那时代一个《新青年》的同事，他姓周，叫做周豫才，他的笔名叫鲁迅，他在我们那时候，他在《新青年》时代是个健将，是个大将。我们这班人①[指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编者。]不大十分作创作文学，只有鲁迅喜欢弄创作的东西，他写了许多《随感录》、《杂感录》，不过最重要他是写了许多短篇小说。他们弟兄是章太炎先生的国学的弟子，学的是古文。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在他们复古的时期，受了章太炎先生的影响最大的时期)，用古文，用最好的古文翻译了两本短篇小说，《域外小说集》。《域外小说集》翻得实在比林琴南的小说集翻得好，是古文翻小说中最了不得的好，是地道的古文小说。……等到后来我们出来提倡新文艺时，他们也参加了这个运动，他们弟兄的作品，在社会上成为一个力量。但是，鲁迅先生不到晚年--鲁迅先生的毛病喜欢人家捧他，我们这般《新青年》没有了，不行了；他要去赶热闹，慢慢走上变质的路子。(摘自胡适《中国文艺复兴运动》，1958年见《胡适讲演集》中册，台北胡适纪念馆出版1970年)
(耿云志辑)
*[这是胡适有关《新青年》、《新潮》和五四运动的言论辑录，标题系编者所加。]
《五四运动回忆录(上、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