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的秋天，我和顾颉刚君住在同一宿舍同一号里，徐彦之君是我们的近邻。我们几个人每天必要闲谈的。
有时说到北京大学的将来，我们抱很多的希望，觉得学生应该办几种杂志。因为学生必须有自动的生活，办有组织的事件，然后所学所想不至枉费了。而且杂志是最有趣味，最于学业有补助的事，最有益的自动生活。再就我们自己的脾气上着想，我们将来的生活，总离不了教育界和出版界，那么，我们曷不在当学生的时候，练习一回呢。所以我们当时颇以这事做谈话的资料。颉刚的朋友潘介泉君，我的朋友罗志希君，常加入我们这闲谈。不过当时仅仅是一种希望的意思，觉得赤手空拳，何从做起，简直和戏论差不多。中国的读书人有一种“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的习惯，这个希望也是我们群居的一种消遣品。
七年的秋天，子俊和我又谈起这层事。子俊说：“何如竟自尝试一回呢？不成功也没甚么不可以。”于是乎作了个预算。最难的是经济方面，社员分配担任外，不够还多；至于文稿，或者不至于很拮掘。我们想，我们都是北大的学生，学校或者可以帮我们成功。子俊就和文科学长陈独秀先生商量了一次。陈先生说：“只要你们有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济方面，可以由学校担负。”这是我们初料所不及的，就约集同人，商量组织法了。最先和罗志希、康白情两位研究办法，其后有十多位同学加入，对这事都很有兴味。胡适之先生做我们的顾问，我们很受他些指导。十月十三日，开第一次预备会，决定我们要办甚么样的杂志，不使他杂乱无章，不使他有课艺性质，定他的原素是：
(1)批评的精神；
(2)科学的主义；
(3)革新的文词。
子俊要把英文的名字定做The Renaissance，同时志希要定他的中文名字做《新潮》，两个名词恰好可以互译。十一月十九，开第二次会，把职员举妥，着手预备稿件。李守常先生把图书馆的一个房间拔给了新潮社用。李辛白先生帮助我们把印刷发行等事布置妥协。本年一月一日第一号出世了。
从一月一日到五月四日，几个月里，我们经过了许多次困难，较大的有三层。第一层是经济方面的波折。……
第二层是发生了许多反动，有几家报纸天天骂我们，几几乎象他们的职业。甚而至于我们学校的某某几个教员休息室里，也从此多事。我们不免有些受气负苦的地方，甚而拊若干敌，结许多怨。前两月志希和我的被诬，也未尝不以此为根源。
第三层是惹出了一个大波浪。有位“文通先生”惯和北大过不去，非一次了。有一天拿着两本《新潮》，几本《新青年》送把地位最高的一个人看，加了许多“非圣乱经”，“洪水猛兽”，“邪说横行”的评语，怂恿这位地位最高的来处治北大和我们。这位地位最高的交给教育总长傅沅叔斟酌办理。接着就是所谓新参议院的张某要提查办蔡校长，弹劾傅总长的议案。接着就是林四娘运动他的伟丈夫。接着就是老头们(口罗)唣当局，当局(口罗)唣蔡先生。接着就是谣言大起。校内校外，各地报纸上，甚至辽远若广州、若成都也成了报界批评的问题。谁晓得他们只会暗地里投入几个石子，骂上几声，(口罗)唣几回，再不来了。……酿成这段事故，虽由于《新青年》的记者，我们不过占一小小部分，但是我们既也投入这个漩涡，不由得使我们气壮十倍，觉着此后的希望，随着艰难的无穷而无穷。
……我想，我们表现出的有三种长处，同时和这三种长处相伴有三种对待的短处。第一，我们敢自信有点勇猛的精神。冒冒然就出版，毅然决然的定了这样一个宗旨，不曾丝毫犹疑。诸位当知道，在我们筹备第一号出版的时候，只有有五卷寿命的《新青年》，和方出世的《每周评论》，是我们的同道。此外若《国民公报》常有和我们的思想同流的文章。我们这一类的思想、文词、态度，很受一般社会的嘲笑怒骂，--自然也有很欢迎我们的，--我们却是把方针定准了，守住了。到了现在，虽然不过八个月，社会的空气却是大改了，有十几家同志。回想八个月前，另是一幅面目，我们所受社会的待遇，自然和现在不同。至于我们的议论，总是有甚么说甚么，不懂得甚么叫客气，甚么顾忌--总而言之，甚么叫不可说。要说就说，说还要说尽。第二，我们是由于觉悟而结合的。……所以我敢大胆着说，新潮社是最纯洁的结合。因为感情基于知识，同道由于觉悟，既不以私交为第一层，更没有相共同的个身利害关系。第三层，我们很有些孩子气。……我们既是一群孩子，所以彼此相待，也和孩子的喜怒哀乐差不多。至于对于殊样社会的态度，用个不好的典故便是“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用个好典故，便是“见善若惊，疾恶如雠。”
至于我们的短处，据我看来，恰恰和这三项在一起，我们有点勇猛的精神，同时也有个武断的毛病。……我们的结合是纯知识的，所以我们的结合算是极自由的，所以我们所发的言论是极自由，因而极不一致的。虽有统一的精神而无一体的主张。我们看别人的杂志很杂，焉知后人看我们的杂志不说很杂呢？我们有孩子气，……要说便说，要止便止，虽则是自然些，有时也太觉随便。况且我们是学生，时间有限，所以经营不专，因而不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