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衡》的议论，大概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尾声了。我可以大胆说，文学革命已过了讨论的时期，反对党已破产了，从此以后，完全是新文学的创造时期。(摘自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年)
一九一七年七月我回国时，船到横滨，便听见张勋复辟的消息；到了上海，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知道张勋的复辟乃是极自然的现象，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我这四年多以来，写了八九十万字的文章，内中只有一篇曾琦《国体与青年》的短序是谈政治的，其余的文字都是关于思想与文艺的。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我的朋友陈独秀、李守常等发起《每周评论》。那是一个谈政治的报，但我在《每周评论》做的文字总不过是小说文艺一类，不曾谈过政治。直到一九一九年六月中，独秀被捕，我接办《每周评论》，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那时正当安福部极盛的时代，上海的分赃和会还不曾散伙。然而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我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里提出我的政论的导言，叫做《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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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的政论的“导言”虽然出来了，我始终没有做到“本文”的机会！我的导言引起了无数的抗议：北方的社会主义者驳我，南方的无政府主义者痛骂我。我第三次替这篇导言辩护的文章刚排上版，《每周评论》就被封禁了；我的政论文章也就流产了。
《每周评论》是一九一九年八月三十日被封的。这两年零八个月之中，忙与病使我不能分出工夫来做舆论的事业。……
然而我等候了两年零八个月，中国的舆论界仍然使我大失望。一班“新”分子天天高谈基尔特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社会主义，高谈“阶级战争”与“赢余价值”；内政腐败到了极处，他们好象都不曾看见，他们索性把“社论”“时评”都取消了，拿那马克思--克鲁泡特金--爱罗先珂的附张来做挡箭牌，掩眼法！……
我等了两年零八个月，实在忍不住了。我现在出来谈政治，虽是国内的腐败政治激出来的，其实大部分是这几年的“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的“新舆论界”把我激出来的。我现在的谈政治，只是实行我那“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的主张。我自信这是和我的思想一致的。……我谈政治只是实行我的实验主义，正如我谈白话文也只是实行我的实验主义。(摘自胡适《我的歧路》，1922年)
民国八年五四以后，有一天陈先生在新世界(香厂)散传单，……那时候，高一涵先生和我都在内，大家印好传单，内容一共有六条。大概因为学生被拘问题，有一条是要求政府免去卫戍司令王怀庆的职，惩办曹、章、陆三人……到了十一点钟回家，我和高先生在洋车上一边谈，看见没有关门的铺子，我们又要给他们一张，我还记得那时是六月，天气正热，我们夜深还在谈话。忽然，报馆来电话，说东京大罢工，我们高兴极了；但一会又有电话，说自你们走后，陈先生在香厂被捕了。他是为了这种事被捕，然而报上却载着他是反动。这是反动，那么，现在的革命是不是反动？“反动”抹杀了许多事实，他怎么能算是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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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生与新文学运动有三点是很重要的背景。
(一)他有充分的文学训练，对于旧文学很有根底。……他的诗有很大胆的变化，其中有一首哭亡兄，可说是完全白话的，是一种新的创造。他更崇拜小说，他说曹雪芹、施耐庵的《红楼梦》、《水浒传》比归有光、姚姬传的古文要高明得多。在那时说这种大胆的话，大家都惊异得很。这可见他早就了解白话文的重要。他最佩服马东篱的元曲，说他是中国的Shakespeare！
(二)他受法国文学的影响很大。……看他有一篇《欧洲文艺谈》，把法国文学艺术的变化分成几个时期，一、从古典主义到理想主义(即浪漫主义)；二、从浪漫主义到写实主义；三、从写实主义到自然主义，把法国文学上各种主义详细地介绍到中国，陈先生算是最早的一个，以后引起大家对各种主义的许多讨论。
(三)陈先生是一位革命家，……在袁世凯要实现帝制时，陈先生知道政治革命失败是因为没有文化思想这些革命，他就参加伦理革命，宗教革命，道德革命。在《新青年》上有许多基本改革的信条。……民国五年袁世凯死了，他说新时代到了，自有史以来，各种罪恶耻羞都不能洗尽，然而新时代到了。他这种革命的精神，与我们留学生的消极的态度，相差不知多少，他那时所主张的，不仅是政治革命，而是道德艺术，一切文化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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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到文学改革，但未想到如何改革。后来他知道工具解放了就可产生新文学，他做了一篇《文学革命论》。我的诗集叫《尝试》，刊物叫《努力》；他的刊物叫《响导》，这篇文章又是《文学革命论》！他的精神，于此可见。他这篇文章有可注意的两点就是：一、改我的主张进而为文学革命；二、成为由北京大学学长领导，成了全国的东西，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他说庄严灿烂的欧洲是从革命来的。他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为中国文学辟一个新局面。他有三大主义：(一)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二)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三)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他愿意拖了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打倒十八个妖魔：明之前后七子和归、方、姚、刘！这就是变成整个的思想革命！
最后，归纳起来说，他对于文学革命有三大贡献：
(一)由我们的玩意儿变成了文学革命，变成三大主义。
(二)由他才把伦理道德政治的革命与文学革命合成一个大运动。
(三)由他的一往直前的精神使得文学革命有了很大的收获！
…………(摘自胡适《陈独秀与文学革命》，1932年)
……我受了在美国的朋友的反对，胆子变小了，态度变谦虚了，所以此文标题但称《文学改良刍议》，而全篇不敢提起“文学革命”的旗子。篇末还说：“……谓之‘刍议’，犹云未定草也。伏惟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之。”这是一个外国留学生对于国内学者的谦逊态度。文字题为“刍议”，诗集题为“尝试”，是可以不引起很大的反感的了。
陈独秀先生是一个老革命党，他起初对于我的八条件(按指“八不”--引者)还有点怀疑……。但他见了我的《文学改良刍议》之后，就完全赞成我的主张；他接着写了一篇《文学革命论》(《新青年》二卷五号)正式在国内提出“文学革命”的旗帜。他说：“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之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
独秀之外，最初赞成我的主张的，有北京大学教授钱玄同先生(《新青年》二卷六号通信，又三卷一号通信)。此后文学革命的运动就从美国几个留学生的课余讨论，变成国内文人学者的讨论了。
《文学改良刍议》是一九一七年一月出版的，我在一九一七年四月九日还写了一封长信给陈独秀先生，信内说：“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独秀在《新青年》(第三卷三号)上答我道：“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这样武断的态度，真是一个老革命党的口气。我们一年多的文学讨论的结果，得着了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了。(摘自胡适《逼上梁山》，1933年)
五四运动一个名词，最早见于八年五月二十六日的《每周评论》(第二十三期)。一位署名“毅”的作者，--我不记得是谁的笔名了，--在那一期里写了一篇《五四运动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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