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民”转“官”
1912年5月7日，第九届国际红十字大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三月里，大会通告发到了北京，这时，清廷已倒台，刚刚上任民国总统的袁世凯命令红十字会自筹经费自己派人去，这就把中国红十字会京、沪两派的矛盾给挑开了。京、沪两会都各自派了自己的代表，出现在华盛顿的会场。为了“免伤本国体面”，代表们发表声明说，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办事员均在北京，凡有关会务函件都应该发给总会会长吕海寰。这一来，北京总会算是扳回一城。
华盛顿大会之后，两会合并已经不能再拖。这时候，北京政府旗帜鲜明地表示支持京会的吕海寰。而吕海寰虽有官方的支持，但在募款、医疗、救济等实际工作方面，缺乏能力和资源。经过几轮谈判，最后双方达成妥协:统一后的红十字会总会在北京，由吕海寰当会长，沈敦和为副会长，常驻上海。
这一妥协在当年9月29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国红十字会全国代表大会上得到了确认。沈敦和同时还出任红十字会“常议会”的议长，这个常议会握有对总会资产的管理和监督权，实质上成为总会的决策机关。
10月30日，中国红十字会的“统一大会”正式在上海召开。吕海寰觉得虽有会长的正统之名，却实际没有对资产的控制权，他以事务太多为由没有出席上海的这两次大会；而沈敦和说，把会长让出来，他此举是“不被虚名，力求实际”。
不仅京沪双方对此结果感到委屈，政府对这个结果也不满意。1914年，民国政府自行宣布《中国红十字会条例》11条，强调政府对红十字会实行监督、管理的权力，这个条例在次年又有了一个由陆军、海军、内务部三部拟定的施行细则，大大削减了常议会的权利。不过，由于当时政局动荡，也由于上海方面的软磨硬泡，这些条例也一时无法贯彻。
到了1919年，不耐烦的政府终于觉得非要拿掉沈敦和了。4月29日，政府直接任命蔡廷干为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沈敦和至此除了辞职，无路可走。
失去红十字会副会长职务后沈敦和是怎样心情，没有见到史料披露。一年之后，1920年7月9日，沈敦和因病逝世。
三个月之后，吕海寰也辞去了中国红十字总会会长职务，政府任命汪大燮接任。此后，中国红十字会一步步地失去独立地位。1933年，国民政府公布管理条例，1934年，红十字会根据政府法令彻底改组，常议会不复存在，变成为理事监事会。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红十字会最主要的工作是辅助政府做战地救护工作，1943年，红十字会改隶军管，抗战胜利后，红十字会改归行政院管理，全部人事也由行政院指派。
据台湾学者张建俅的研究，中国红十字会的收入主要是三个来源:会员会费、社会捐款、政府补助。自1934年以后，社会捐款有大幅缩减的现象。1920年时，捐款能占到红十会总收入的83%，到了1934年，这一比例只剩下近8%。而政府的补助，则从1935年开始逐年增加。1933年，就是这此消彼长的一个分水岭。
尽管清末民初之时，红十字运动的概念刚刚传进中国时曾经有过那样令人眼花缭乱的表现，但最终却与许多东渐的西学一样，被打上深刻的中国烙印。
资讯
《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章程》七项基本原则:
人道:努力防止并减轻人们的疾苦，不论这种痛苦发生在什么地方；
公正:不因国籍、种族、宗教信仰，阶级和政治见解而有所歧视；
中立:在冲突双方之间不采取立场；
独立:虽然各国红十字会是本国政府的人道工作助手并受本国法律的制约，但必须经常保持独立，以便任何时候都能按本运动的原则行事；
志愿:绝不期望以任何方式得到利益；
统一:任何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它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人道主义工作。
普遍:世界上的所有红十字会享有同等地位，负有同样责任和义务，相互支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