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万国”走向“大清”
“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是一个与中国传统慈善组织完全不同的组织。它的权力机构是董事会，由45名董事组成，从中再推出9名“办事董事”，其中西董7人，包括有英租界总董、法租界总董、李提摩太等，华董2人，包括有沈敦和。而清政府，这时因“局外中立”并不出面。
李提摩太在会上说:“设局之意，首在筹款。唯所筹之款，并非交付俄人日人支用。且将来拯救难民，不分中外。”华董们决定先期募捐银5万两。他们向各省发“拨助捐款”的通电，又在《申报》上登出劝捐启事。到了5月，他们已募到了20万两白银，清廷也以光绪帝的名义颁发了内帑10万两。
当时日俄两国虽允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行动，但只允许他们在战场之外救援，救援行动实际以接救难民脱离险境为主。中国政府方面则免收万国红十字会的电报、轮船和火车费用，沪汉之间的火车也予以半费。据统计，一年多里，万国红十字会共接运131177名难民脱离险境。另一方面，红十字会在牛庄（今营口）设立战地医院。这里集中着在此避难的东三省各国传教士，医院主要由西方医生们负责，为难民们疗伤并设立难民庇护所，整个行动中，共救治伤员26000人，出资遣难民返乡者2万人。
战事结束以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继续赈济战区难民。三年下来，被救助的总人数达到46.7万人，因伤重不治而亡的仅331人。特别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中方还是西方的红十字会员们，此次行动全部是志愿行动，不支薪水。
到1907年，日俄战争已结束两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正式宣告终结。这一年的7月21日，时任商约大臣的吕海寰和盛宣怀联衔上奏，“以结万国红十字会之全局，始以巩中国红十字会之初基”。也就是说，在万国红十字会完成使命后，应该考虑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国自己永久的红十字会了。其实，这何尝不是沈敦和们的愿望。
但是，盛宣怀与沈敦和的想法并不相同。1910年2月，朝廷任命盛宣怀成为政府任命的中国红十字会首任会长。就在盛宣怀被朝廷“派充”红十字会长的前一天，他致函吕海寰说:“红十字会稿，书奏寄上，关防‘中国’字样请酌，因近来对于各国皆书‘大清’。”他的意思很明确，就是希望把中国红十字会改名为“大清红十字会”。“中国”变“大清”，两字之差，却是红十字会由民办变为官办之意。盛宣怀在另一封信中说得更明白:不如把中国红十字会纳入民政部，由政府办理。
苏州大学教授池子华在他的《红十字与近代中国》一书中分析，将民办改为官办，可以让盛宣怀这位官派会长在红十字会中拥有实权，这恐怕是盛宣怀积极推动红十字会改名“大清”的动力之一。
1910年1月，中国红十字会的六条试办章程推出，在朝野激起的反响截然相反。在清朝的军谘处，官员们借日内瓦公约已有新定条款，指六条试办章程粗糙而有挂漏。关于红十字总会所在地，军谘处提出应设在北京而不是上海，其余红十字会设施均应配合军方需要并隶属军方指挥，更提出总会在会长之上应设总裁一职，由清廷亲贵担任。
而上海的绅商们则忧心忡忡。沈敦和向盛宣怀“力陈利害”，他说，如果红十字会归军方筹办，遇到有战事时，只能随本国军队后方行动，这与原红十字会的中立宗旨相悖——他的这话，在后来的年代中不幸言中——他又说，原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系募捐中外捐款所成，难以归并。
然而“大清红十字会”的关防已经在铸造中。1910年5月16日，这枚大印送往上海，6月5日，“大清红十字会”关防正式启用。
这就是1911年10月，沈敦和所面对的形势。一方面，辛亥革命战事又起，无数人的生命陷入战火亟待救援；另一方面，“大清红十字会”本来就让他心生反感。或许，沈敦和想撇开“大清红十字会”的决心在这一年年初就有了打算:他当时宣布要辞去所任的一切商界学界职务，专心医疗卫生事业，实际上，从此之后，他生命中所有时间都用在了红十字的事业上，直至生命终点。
民间慈善的辉煌演出
1911年10月24日，也就是沈敦和收到汉阳电报的第二天，“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在上海的租界工部局议事厅召开。这个“万国董事会”仍依照“上海万国红十字会”的组织形式，由推举出的14人董事会领导，沈敦和与英国按察使苏玛利出任总董。
就在“万国董事会”两天后，盛宣怀因“保路运动”被清政府罢官。11月13日，清廷宣布由吕海寰接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但沈敦和在上海已经另辟新径干得热火朝天，根本不听他这位官派会长的招呼。至此，中国红十字会分成京、沪两会的格局，已经形成。
“万国董事会”做的第一件事，是派出以英国医生柯师为首的战地救护队。与日俄战争时一样，不分“革（命）军”还是清军，一概救治，但与日俄战争时不同的，是这次救护都是在战场之内，救护队员的危险系数大大增加，而清军还有多次“误击”。当时的《申报》曾有这样的描述:“前日红十字医员王培元君乘萍发小轮过江上岸，方至武胜门外，对江旗兵忽向之放枪，王即高举十字旗，使之辨认，讵该旗兵不理，又发大炮，一弹掠面而过，相隔仅五寸许。”
“万国董事会”做的第二件事，是募集资金。募捐的广告随即在《申报》等新闻媒体上刊出。另一种集资的手段，是征集红十字会员。这种办法，是从日本赤十字会的作法而来的。当时将红十字会员分为三种:名誉会员、特别会员和正会员。交纳会费200元，可以当特别会员，交25元，就是正会员。从11月1日到次年1月，红十字会共征得三届会员，人数逾千。在那个年代，当红十字会员是件很时尚的事，可以得到民军、官军、地方机构的一体保护，所以红十字会特意嘱咐会员们“束身自爱，严守中立，以博爱恤兵为宗旨，必能受两军敬礼，幸勿自失信用，损害本会名誉。”
“万国董事会”做的第三件事，是埋葬死者。当时的史料有如下记载:“至汉阳朝宗门外，见江滩黑点累累，皆军士号帽……凡五日，得尸五百具，爰卜地大别山之麓垒成三大冢，均树牌标识。到汉家墩，见群尸为群犬聚噬，血肉狼藉，秽气逼人，将石炭酸水遍洒尸身，然后裹埋……”
在“万国董事会”派出医疗救护队前后，中国红十字会的各地分会纷纷成立，加入行动。据统计，辛亥革命期间，各地设立分会65处，建立分会医院30余所。此外，民间还有各种慈善组织自发加入救护行列，比如“战地慈善会”、“上海救恤分会”、“学生救伤社”、“中国赤十字社普济善会”等等，与今天的汶川大地震后民间志愿者纷纷自发上阵的景象异曲同工。其中最抢眼的，是有“穗城奇女”之称的张竹君率领的“中国赤十字会”。这位女侠平时头戴礼帽，一身男式西装，乘坐无顶小轿穿街过市，被称为“女界的梁启超”。在战地，她在不绝于耳的哀号声中，随走随包扎伤员，直至两手尽肿，高烧病倒，几次险些送命。甚至有人把她比做“南丁格尔（英国著名战地护士）之再见”。
然而，这是中国民间慈善组织战地救护的最辉煌也是最后的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