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其实怎么说呢，你说回家，可能我并没有刻意要去写的。其实《本次列车终点》和《老康回来》，还是和时代背景有关的。因为那应该是反映上世纪80年代的，整个80年代前期都充满拨乱反正（笑）。支疆青年在回来，受冤枉的人也在回来，在平反。似乎和它的故事背景有关系。《战士回家》其实是一个偶得，当时是越南老山战役吧，采访上海郊区一个牺牲的战士，然后就看了一些他的战友。这个战友给我讲这个烈士的故事，我当时觉得也并不是那么丰富。我非常被感动的是他在家那种安静的、安全的心情状态—大难不死归来之后。所以我就写了《战士回家》。
《洗澡》和《公共浴室》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名字上面可能像有。《公共浴室》倒是和后面比较近的那些有点关系，就是写成长。后来《救命车》也罢、《黑弄堂》也罢，还有《厨房》也罢，都是和成长有关系的。
这个时期的小说，和你刚才提到“回来”那个时期，有一个很大不同的地方。“回来”的背景是一个非常具有政治意识形态的，有拨乱反正嘛。最近你说的那些小说，对于我来讲倒是和意识形态脱离了，开始脱离意识形态了。
短篇对于我来讲有点像拾遗补漏，都好像算写作的碎零头，否则的话，这些东西我应该怎么处理它？
时代周报：这些零头也写了4卷，120篇，这其实是非常大的。
王安忆：这个数字是蛮大的，我自己蛮吃惊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这么好好地整理过。林建法说给一些作家编短篇小说集，给你也编一套吧？那么我就收拾东西，一看，只漏了一篇，我们试图去找，已经没有了，因为当年是江西的杂志，办了很短时间，叫《南苑》。后来我们各个图书馆都找了，都没有了。我有些小说发在上面，根本没有保留。就缺这一篇，其他都收齐了。
我说过了，我不是一个写短篇小说的，这不是我的擅长。我的力量和我的性格还是在中篇、长篇。
王琦瑶的死是“最粗暴的事”
时代周报：没有灵感的时候，会怎么办？
王安忆：灵感对于我来讲似乎从来是一件非常具体的事情。可能，别人看我们，觉得我们充满了神秘的灵感，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讲非常具体化。
没有的时候不是写不下去，就是说对于我来讲存在不想写，就是没有写作的欲望。你说写作当中碰到一个难关，难关总是有的，但难关都是很具体的，你还是得克服它。
时代周报：我觉得你的作品传奇性很少。
王安忆：这恐怕是我和大家都不太一样的地方。传奇在我来看，就是刚才阿城所说的小说都是世俗的。对我来讲，我非常尊重小说的日常逻辑，确实不能期待在我的小说里边出现一个很大的转变，一个突兀的转变，在我来说我会非常慎重的。你看我的小说都不大（写）死人的，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怎么讲，刚才说世俗这个词，其实我觉得，生活使我们大家都感到非常为难，有让人为难的地方，但是它也不会把人往绝路上逼，不会让人过不去。还是会给人出路的，拐弯也好，跳过去也好。
时代周报：这个可能跟个性有关，我发现也很少写暴力。
王安忆：宁可写死亡，我都不大写暴力。我好像特别不喜欢，不喜欢粗暴的事情。这是个人的取向了。可能在我的小说里边最最剧烈的，大概就是《长恨歌》里边最后把王琦瑶杀了，这可能是我处理过最粗暴的事情了。
时代周报：这些都不写的话，神秘性有些时候也会减少，但是我在《老康回来》发现了很强的神秘性，他脑溢血还是怎么着，不是很清醒，但他一直在画“米”字。我觉得这个可能是，4卷本里少见的具有神秘性的。
王安忆：我倒也没有意识地想，这可能跟整个人的审美都有关系。其实，老康写“米”字，当时自己写的时候也挺得意的：这可能是很多批评家会做文章的地方，小说特别具有现代性的标志一样。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它有什么，也没有太多的，它其实不具备过于丰富的（意境）。我这个人特别喜欢的意境，就是我的短篇小说《临淮关》，那个女孩子结了婚回到自己的娘家，她父亲生病了，她在淮河边上，听到淮河对面，光听到那边捶衣服的声音，河水茫茫。这是我的意境，可能个人的意境都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