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迪丝·本·埃莉莎（Judith BenEliezer）从以色列来信——为抗日组织做交通员
一天，我的好友T.S.王来找我，他说:“朱迪丝，我想请你做件事，如果你觉得难办的话，就请爽快地拒绝，我能理解你。”
“唉，这件事挺难以启口，但我想你即使不愿介入，也不会泄密。中国游击队已渗透到了上海郊区，经常打击日军。小打小闹已无济于事，关键是要打击敌人的最敏感部位。游击队必须掌握敌军敏感地段的情报、特种兵团的部署以及重要的设备部署情况。汪精卫伪政府成员在跟日本人合作，尤其在帮助日本情报部门，他们了解日军的防卫情况。我们已有一位同志秘密打入了伪政府，凭他的职位可以获取秘密情报……”T.S.王迟疑着等待我的反应。
“继续讲，”我鼓励他说，“你是什么意思？”
“这位同志把情报传给我，由我转送到急需情报的部门。困难在于一旦被怀疑，就会被跟踪，我们必须有一个中间人联系。”
“你的意思是让我做中间人，让他把情报转给我吗？好，我愿意做这件事。”我立即回答。
就这样，我担当着中间人的工作。我后来多次被上海的日本警察、情报科特工和日本驻上海宪兵总队等审问过，万幸自己灵活应对，一次次化险为夷。
莉莉·芬克尔斯坦（Lilli Finkelstein）从奥地利来信——我和中国人一起泪流满面
我们怀着希望来到了上海，在虹口舟山路安排好住处后，新的生活就开始了。我很快就学会了去附近街道的菜市场买食品。小贩们说着洋泾浜英语，我能很好地听懂他们的话。他们友好、乐于助人。
后来，我们经常看见许多日本兵行进在上海的大街上，我们的生活也受到了影响。几个月后，日本人命令难民迁往虹口的指定居留区。附近几乎找不到住宅房子，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了一间。我把那间房子好好打扫了一下，终于可以住在里面了。但我们不能离开这个居留区，日本人剥夺了我们的自由。
但是，我们并不孤独。中国邻居非常友好，他们知道我们处在艰难的困境之中。他们都是最穷苦的老百姓，没受过什么教育，但是非常通情达理。我和他们中的一两位妇女还交上了朋友。最难忘的是有一次，有家中国人邀请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到他们家中吃年夜饭。
有一天下午阳光明媚，我与几个朋友一起到有着近2000年历史的著名的龙华寺和龙华塔去作了一次远游。我十分喜欢那些美丽的古老建筑，它们似乎在诉说着佛祖的生涯。寺内有一座大殿，里面有几百个菩萨和罗汉的镀金塑像。我们观赏着，赞叹着，渐渐我把朋友们甩在了后面。
我漫步到了龙华塔的门口，台阶上坐着一个老人，出售供佛的香烛。我看了看他，他便问我是不是有什么忧虑。我说:“我兄弟在被纳粹占领的法国，我听不到他的消息，他可能在危险之中。”我不知道这个老人是否明白了我的意思，但他说:“请接受一份香烛吧，当你在佛祖前点燃它时，就想你的兄弟吧，菩萨会保佑的。”我感谢中国老人善良的心，我按照他的话去做了。那一刻我感到了心灵的慰藉。
我不知道这香烛或是菩萨是否保佑了我们。战争结束后，美军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里找到了我的兄弟。后来他成了维也纳一个很成功的古董商。
当我们得知希特勒被打败了的时候，日本人还没有投降，他们在虹口的街上挖起了战壕，企图继续顽抗。1945年8月我们获得了自由。我们和中国人一起上街欢庆胜利，泪流满面。（照片由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犹太研究中心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