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赖尼希（George Reinisch）从奥地利发来电子邮件——上海，我们曾经的家
幼时的回忆依然这么真切。记得我们抵达上海时，伯父早已等在码头边的计程车里，随即把我们带到虹口那间业已租下的小屋。伯父已经在上海呆了一年，他是犹太难民“海姆”（heime，德文“家”，难民居宿地）的创建人之一。
长途跋涉带来了劳累和病痛，全家人都为有此栖身之处而庆幸。我们的小屋坐落在虹口区公共租界中的“穷街”。除了中国人外，还住着锡克族印度人及新近到来的犹太难民。当时犹太难民差不多以每月1000人的速度涌入上海。许多犹太人到达上海时，已经身无分文了。但是，我们犹太人都奇迹般地生存下来了。这与中国人的善良与友爱有关。
日子一天天过去，父母凭着自己的艰苦奋斗，从变卖一些小手工艺品，到最后竟还有了自己的独立作坊，生活完全能够对付了。更为庆幸的是，父母还把我的外祖父母从维也纳纳粹魔掌下救出来，我们全家在上海团聚了。
我们在上海生活了7年半，直到1947年2月初。这期间父亲当过老师，母亲靠手工制花来谋生，后来我们开了个小皮包加工厂，生活逐步稳定下来。我们和中国人一起劳作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们家族的人总是说，上海——我们曾经的家。
威廉·肖特曼（William Schurtman）从美国来信——全部财产10个美元
我们家初到上海时，全部财产只有压在箱子底下的10个美元。但是中国人是友好的，上海的天空是明媚的。也许因为我的父母有些文化和技能，他们双双幸运地找到了工作。
然而珍珠港事件后，情况急剧变化。日本占领军命令犹太难民搬入虹口的隔离区。我们被迫放弃了公寓，住进一所学校的一间小单间里，日军还逼迫我们付了一笔荒谬的“钥匙钱”。我们长久住在这个又小又暗和通风不良的房间里，后来又搬入一个更小的房间。我们的房间没有浴室或厨房，甚至自来水也没有。整幢建筑只有一间公共厕所。每天早晨，一名苦力推着被委婉地叫做“甜蜜车”的车子运走粪便污物。我母亲不得不在一个小煤炉上烹煮所有的食物。我记得小煤炉简直与花盆一样大，只有不断煽风才能保持火旺，我总是被煤烟熏得直冒眼泪。烧开水花费时间太长，到老虎灶买热水成了我每天的使命，我便可以在大街小巷中串来串去。那时，老虎灶在上海任何一个街角都能找到。老虎灶的记忆与我的童年就这么连在了一起。
犹太医生开小诊所，营业额相当不错。犹太工程师和建筑师为重建虹口出了很多力，修复了数十条被毁坏的街道，盖起新的住房和商店。律师、经济学家、大学教授等则没有机会表现他们的才能了。但是办法总是有的，一些人做起了小贩，另一些人卖报，一些有创业精神的人甚至建立了小作坊，生产肥皂、蜡烛、编织品、皮革制品之类，还生产欧洲风味的食品——腊肠、软饮料等，不少产品在中国人中还很畅销呢。
瑞娜·克拉斯诺（Rena Krasno）从美国旧金山发来电子邮件——俱乐部的愉快时光
1945年是一个不平常的年份，这一年里反法西斯战争彻底取得胜利。记得那年3月的一个晚上，我和父母一起到犹太俱乐部去。
俱乐部是1932年成立的，成了具有创造性的犹太精神和文化生活的中心。我父亲是犹太俱乐部文化委员会的秘书。
俱乐部每周四有文化之夜活动，这是埃尔哈卡社——俄文文学艺术圈的字母缩写。这个团体是一小批渴望探索创造性表现手法的人建立的，目的是为探求各种文化形式的人提供一个论坛，激励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发挥才能。每周四晚上俱乐部里都有音乐和戏剧小品演出，还组建了俱乐部图书馆。这种合作相当活跃，吸引了一批优秀的专业人员，无偿演出各种剧目。父亲曾写了一首《埃尔哈卡赞歌》，谱上高亢激昂的曲子。不论是欧洲的纳粹，还是上海的日本人，都不能使我们犹太人的理想受挫。
我们坐在长桌旁，同胞们互相亲切问候。俱乐部的房间呈长方形，有高高的天花板，窗户上悬挂着巨大的窗帘让人感到协调和谐，这实在是日本军装与刺刀间的一个世外桃源。父亲抑扬顿挫地朗诵了一首俄语诗，反响很热烈。大家围坐在桌旁闲谈，啜饮着热腾腾的柠檬茶。每周一次的俱乐部愉快时光与期盼，伴着岁月的艰辛，使我们单调的生活有了色彩，也给了我们生活的依托，让我们获得生存的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