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七十多年后的唐肃宗时，大臣李泌就肯定地向肃宗说：“孝敬皇帝，为太子监国，仁明孝悌。天后方图临朝，乃酖杀孝敬，立雍王贤为太子。”[ 见《资治通鉴》，卷202，上元二年四月。]当时武则天才逝世30多年，到这时唐朝官方已成定论：是武后酖杀了李弘。但《旧唐书》和《实录》都没有说李弘是被毒死的，都说是病死的。但《新唐书》却肯定了武后“酖杀”太子的谣传，在为李弘作传时，说：“后将逞志，弘奏请数怫旨，从幸合璧宫，遇酖薨。”[ 《新唐书》，卷81，《三宗诸子传》。]在《高宗纪》里说：“已亥，天后杀皇太子。”[ 《新唐书》，卷3，《高宗纪》。]使这一结论以正史的形式留给后世。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比较严肃地考订诸史，也把诸史的记述摘录作证。但他也裁决不了，只以存疑态度作结：“弘之死，其事难明，今但云时人以为天后酖之，疑以传疑。”（同前引注）。
从诸史书观之，唯《新唐书》极力贬低武则天，把历来的传说和难为信史的文字记述等，都一概纳入正史之中，作为定论传之后世。甚至不惜捉影附形、捏造、扩大史实，以彻底否定武则天。所以，《新唐书》对武则天的记载，实不足为据，可见欧阳修、宋祁等人的史德较差。司马光与《新唐书》撰者为同时代人，撰史资料估计也差不太多。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每遇难决之处，皆引证出诸家诸史的记述，不作武断的结论，留给后人思考。这种撰史的态度，可与司马迁相提并论，实德之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