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强：“我们就是扮演了一个跳蚤”
【作者】口述 宋强 采访 本报记者 刘科
■中国想成为中间国家是不可能的
■一个国家在战术上是可以潜伏的，战略上是没法潜伏的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为什么要写《中国不高兴》？主要是2008年奥运前后，当时国际社会抵制中国奥运，虽然没抵制成，但是我们有种判断：中西方事实上已经撕破了很多表面上温情脉脉的东西，进入了现实主义较量的阶段。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觉得需要写一本书告诉中国人，特别是一些爱思考国际时政关系的这些人，比如说，有没有与西方有条件决裂的选项，如果这种决裂到来，我们要准备什么？
2008是特别戏剧化的一年，国家利益，中国和西方的利益博弈从这一年才真正显露。
与《中国可以说不》相比，《中国不高兴》的作者和话题更有对接的地方，因为几位作者都适合谈这方面的话题，他们的观点从来没有在公众视野里隐瞒。所以，我觉得《中国不高兴》是超越了前者，更成熟，更理性。书里的一些观点，就是为中国的现在、当下和未来的建言和主张。
“我们不是一帮神经质”
现在质疑的人说我们有政治投机的成份在内，说我们都是“极左派的胡言乱语”。他们的批评和质疑，绝大多数我不认同。
昨天英国《卫报》、《时代》周刊来采访，我就对他们说，从1996年开始，我们就不指望通过与你们的交流、介绍我们的观点来改善中西关系。这个东西是框好了的，在他们看来，中国的民族主义就是一种负面的东西。我们曾用大量时间介绍我们对西方文化的好感，当年我和张小波介绍西方议会民主、美国的宪法，那是种仰幕和欣赏，对美国机制的欣赏。但西方报道不会讲平衡的，我昨天就对外国媒体说“我们不指望改善中国和西方的关系”。
英国《卫报》记者问我：“我们可不可以批评中国？”我说，这是一种误解，我知道你们的担忧。你们西方人总是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是一帮神经质，像日本的民族主义者一样，有一种自尊的洁癖。事实上，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也在批评中国社会的现状，对我们认真的批评我们是能接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