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直至一九四四年，蒋介石同日本的秘密谋和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芦苇沟桥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就和日本外交官在东京进行谈判，并且让宋哲元和日本驻华北司令官在天津谈判。华北日军对宋哲元提的条件是：冀察当局向日军道歉，撤退二十九军，镇压人民抗日救亡运动，实行中日共同防共等。宋哲元接受了这样的条件，并于七月十八日到北平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向日军司令官香月表示歉意。南京国民党中央认为上述解决办法，与“既定方针，尚无重大出入，为贯彻和平之初衷，不予反对”。可是此时的日本是抱着灭亡中国的目的发动战争的，所以日本不断向华北增兵，八月十三日，大举进攻上海。这就严重威胁到了四大家族在东南的利益，直到这时，蒋介石才被迫实行抗战。但是，在十二月南京陷落之前，蒋介石政府仍继续和日军进行了多次的妥协退让的谈判。其中一次人所共知的谈判的牵线人是德国的驻华大使陶德曼。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五日，陶德曼向蒋介石转达了日本所拟六项停战条件：（１）承认伪满、内蒙独立；（２）扩大《何梅协定》，规定华北为驻兵区域；（３）扩大《淞沪协定》非武装区；（４）中日经济合作；（５）中日共同防共；（６）根绝反日运动。（见甘介候致国民参政会的电报）蒋介石即与国民党将领开会商量，白崇禧、顾祝同、徐永昌当场表示可以接受日方提出的丧权辱国的停战条件。与阎锡山电商，阎也表示赞同。蒋介石遂表示：（１）德国之调停不应拒绝，如此尚不算亡国条件；（２）华北政权要保存。（见《国防最高会议记录》）但是蒋、日的秘密活动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是人民的力量阻止了蒋介石接受停战条件。对这件事，陶德曼在给德国外交部的密电中说：“遵照训令，我于今日将日本的和平条件通知了蒋介石，在座的仅有财政部长孔祥熙。蒋介石要我向德国政府表达他对德国政府在这件事上所作的努力的衷心感谢。……他又很机密地告诉我说，只让德国政府知道：假如他同意那些条件，中国政府是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的，中国会发生革命。……假如同意日本采取的政策，中国政府倾倒了，那末唯一的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将会在中国占优势。但是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德国外交政策文件》１９１８－１９４５，第４集，第１卷，施子瑜译，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第三所编：《近代史资料》１９５７年第３卷）
到了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之后，由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在敌后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争，使日本人不得不把主要的兵力投入维持占领区的安定上。这时，日本对国民党的政策发生了变化，由军事进攻为主变为政治诱降为主。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大资产阶级本来就是被迫抗战、坚决反共的，这时，英美为了各自的利益也对国民党进行劝降。于是，一九三九年一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中全会上就声明：“抗战到底”的所谓“底”，就是“恢复芦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这就是说，只要日本保存四大家族和美、英帝国主义在华中华南的利益和统治，蒋介石就可以正式向日本人妥协投降，不单做英美在中国的买办，还可以做日本在中国的买办。九月，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还发表谈话，宣称“中国自开战以来，从未拒绝和平”，并表示可由美国从中调停。
以上是就蒋介石集团来谈国民党对日的态度。而在国民党内部，汪精卫集团则是彻底的投降派，在抗日战争中这个伪政权是与人民为敌的。它组织伪军，一方面欺压沦陷区人民，一方面协助日本人反共。即使在蒋介石的部队中，也有投降日本的。一九三九年，国民党军柴恩波部进攻八路军失败，柴率部投敌，被日军委为“冀中剿匪总司令”；当时国民党河北省保安司令张荫梧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竟把柴恩波的叛变行为称作“施行曲线救国”。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三年八月，在曲线救国名义下投降日军的国民党军队达五十五万，占伪军八十万人的百分之六十二，其中有国民党的二十个中央委员和五十八个高级将领。
下面，来谈谈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表现。
抗日战争分为三个阶段，从一九三七年七月芦沟桥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十月广州、武汉失守，为战略防御阶段；从一九三八年十月到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为战略相持阶段；从一九四四年一月，解放区的局部反攻开始，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
战争刚开始，国民党表现了一定的抗日积极性，作战还是勇敢的。但是由于不愿意发动民众，实行单纯依靠军队的片面抗战，军力上和日本又有差距，战场形势很不理想，以至节节失利。华北方面，芦沟桥事变后一个月时间，国民党军队丢失了北平和天津。接着，日军兵分四路进攻华北，国民党除了在八路军的主动配合下，在忻口组织了一次会战之外（十月中旬），其它战线上几乎没有什么抵抗。到一九三八年三月，日军就在山东打到了枣庄，在河南打到了归德，在山西打到了风陵渡，又占了绥远大片土地，整个华北差不多全部陷落。华中方面，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日军进攻上海，国民党军队在各届爱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坚持了三个月，十一月十一日失陷。随后日军分四路进攻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这时国民党当局抗战信心动摇，军事指挥紊乱，十二月十三日南京即失陷。之后，日军由南京、芜湖、镇江分三路渡江北上，与从华北南下的日军夹击徐州，企图打通津浦路。三八年三月，徐州会战打响。由于日军轻进，国民党军队在台儿庄以优势兵力歼灭敌人一部。这是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一次重大胜利，也鼓舞了全国人民。但是，就整个战局而言，国民党军队由于实行片面抗战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在局面上仍是被动挨打，损失很大。在五月十九日不得不放弃徐州，向豫东、皖北撤退。日军又在长江南北兵分两路进攻武汉，国民党军队步步后退，十月二十五日武汉被占领。在这之前，十月二十一日，广州也被日军占领。从此，江苏、安徽、河南、广东和湖北等省的大部分土地和江西的一部分土地都丧失了。
在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内，国民党军队从北平、天津、上海、广州和武汉一直退到四川。
在抗日战争的第一阶段，八路军和新四军向敌后挺进，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争，在华中、华北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人民力量也得到了发展壮大，使敌占区受到严重威胁，拖住了日军的前进。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不得不停止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而将其主力转向解放区战场。这样，抗战的相持阶段就到来了，抗日的主战场也从正面战场转到了解放区战场。
日军停止了对国民党战场的战略进攻，而把主要注意力转移到对敌后解放区的“扫荡”。这时，国民党战场上大多时间处于一种特殊的休战状态：日本方面不举行进攻，国民党方面也不组织反攻。一九三九年宜昌、湖北确也有战事，一九四０年在豫鄂边和鄂西也发生了战争，但对日军而言，这只是为了巩固武汉、广州、南京等战略要点，并没有进一步的目标。国民党军队在这些战役中，也没有抗战决心，而只是消极应付。比如，三九年冬，在国民党所谓的“冬季反攻”中，第三战区的顾祝同部以十三个半师的兵力进攻一个半师的敌人，敌人散布在长江南岸五百里宽的地区分守据点，每个据点里不过一连人。但奉命“反攻”的师长为了保存实力只派出一个团，团长只派出一个营，营长只派出一个连。这样，十三个师的兵力只当作十三个连来用，以至整个冬季第三战区未能夺取敌人一个据点。国民党的消极抗战甚至日军也觉察出来了。一九四一年敌陆相东条对议院作关于一九四０年的军事总结报告时就说“昭和十五年度，敌军（指国民党军队）迄未进行主力的反攻，只有共产军于去年在华北举行大规模的出击。”事实上，自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战场已降到次要地位，解放区战场成为主要战场。另外，日本人为了迫使蒋介石投降，除了政治引诱之外，还辅以军事进攻，在这些进攻中国民党军队表现如何呢？一九四一年，国民党军队溃败于晋南中条山，一九四二年溃败于浙赣间，一九四三年溃败于山东。并且敌后的国民党军队就是从一九四一年开始大批投降的。投降之后，他们就配合日军进攻共产党军队。也正因为这样，这种投降有些竟得到了蒋介石的默许。一九四四年，日军为了打通从北平到广州、南宁的大陆交通线，使中国大陆的日军和孤悬南洋的日军联结起来，就发动了对国民党战场豫湘桂地区的新进攻。此时的国民党又表现如何呢？三月，日军首先向河南国民党军队进攻，日军不过五六万的兵力，汤恩伯、胡宗南等指挥的四十万军队却不战而溃。五月下旬，日军以十万兵力对湘北进攻，国民党军队比日军多三倍，也是一触即溃。六月十七日，日军对长沙发动总攻，十九日国民党军弃城而逃。八月七日，日军占领衡阳，国民党守城军长投降。十一月二十四日，南宁国民党守军逃跑，敌人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南宁。至此，日军就完成了打通大地交通线战略行动。日军为了巩固战线侧翼，又用少数兵力沿黔桂公路北上，进犯贵州，这时的国民党军队如惊弓之鸟，几十万溃兵狼狈逃窜。日军仅三千多人，到十二月二日，一直打到贵州独山。豫湘桂战役中，国民党在几个月时间里，丢掉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省的大部和贵州省的一部，丢失大小城市一百四十六座，损失兵员五六十万人，使六千多万同胞陷于日本侵略者的奴役之下。这一战，最清晰地显示了国民党在侵略者面前的腐败无能，最清晰地显示了国民党军队对抗战的态度，也清晰地显示出这个政府是否把人民的生命放在心上。
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一是由于片面抗战的政策。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知道去发动广大人民参与抗战，怎么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二是其战略战术的错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是采取积极的防御，而是采取消极的防御，即单纯防御；不是集中兵力打运动战（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就是积极主动的运动战与阵地战相结合的结果），而是分散兵力打阵地战；不是有计划地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而是单纯保守城市和地方。另外，也与国民党军队的腐败、纪律松弛、指挥的不协调有关。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国民党军队抗战的决心不够坚定。一直到四四年，蒋介石还想与日本人妥协，在他的影响下，国民党的将士怎么会有抗战决心呢？在《东史郎日记》中有这么一段记载，说是东史郎所在的一小股部队向南京挺进时，看到大约七千名解除了武装的俘虏在田间坐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