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进攻东北。蒋介石下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不到五天，日军几乎全部占领辽宁、吉林两省的千里河山。辽宁、吉林失陷的第二天，国民党政府发表《告全国军民书》，声明东北事件已“诉诸国联行政院，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希望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诰诫，务须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在这种卖国的不抵抗政策下，十一月，日军占领黑龙江，一九三二年一月又占领锦州，蒋介石命令几十万东北军一枪不入地退入关内。不过三个月，东北成为日本殖民地。
一九三二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前，国民党政府授意上海市政府复信日本政府，说“来函所提关于取缔抗日运动一项，现查本市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业经令行主管局将该会取消。……至于其它各抗日团体，并予以取消”。事变爆发前，国民党政府曾命令驻防的十九路军撤离上海，但是命令下迟了，日军已开始进攻。十九路军英勇抵抗。上海各界民众组织义勇军支援十九路军。国民党政府却逮捕和解散义勇军，不能十九路军一兵一物的支援。国民党在上海的海军司令甚至与日军达成协议：“此次行动并非交战，如中国海军不攻击日舰，日舰也不攻击中国舰队，以维友谊。”
一九三三年一月，日军占领山海关，二月开始向热河侵犯。国民党军队自动放弃热河，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占领热河省会承德，然后向长城各口进攻，企图一鼓而下华北。蒋介石下令禁止超过日军兵力十倍的防守军队进行抵抗，公开宣称：“要以专心一致剿匪，侈言抗日，那就是投机取巧。”三月六日，蒋介石发出“侈言抗日者杀勿赦”的命令，并派其党羽解散关外的抗日义勇军，大量捕杀北平的共产党员和抗日爱国青年。五月十二日，日军占领通州，包围北平、天津，华北危急。五月三十一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由日本事先拟定的《塘沽协定》。这个协定承认日本占领东北、热河，承认冀东为日军可以自由行动的“非武装区”，并使华北置于日军监视和控制之下。至此，国民党断送中国领土四省之多。
一九三四年四月，日本外务省发表了一个企图独占中国的声明，公开叫嚣日本是亚洲的“主人”，是中国的“保护者”。这是一种发动新进攻的舆论准备。而国民党对这一野蛮声明，做出的是这种反应：赶紧声明国民党政府并无抗拒日本之任何举动之意，“更无扰乱东亚和平之念”，把日本帝国主义称为“朋友”。为了表示和日本亲善，六月一日起和伪“满洲国”正式通车、通邮，十二日订立海关协定，在山海关及长城各口设立中国与伪“满洲国”的关卡。这样，国民党就在事实上承认了伪“满洲国”。一九三五年二月，蒋介石发表讲话，向日本表示要“制裁一时冲动及反日行为”。十四日再度发表谈话，说中国“不但无排日之行动与思想，亦本无排日必要的理由”。但日本仍于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九日，由关外调集大批军队入关，威胁平、津。国民党政府完全屈服，于六月四日与日本订立《何梅协定》，断送了河北和察哈尔两省的大部主权。十日，国民党政府颁布《敦睦邻邦命令》，说“中央已屡加申儆，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兹特重申禁令……如有违背，定予严惩”。
但日本对此并不满足，之后又积极策动亲日派汉奸们在华北公然发动所谓的“五省自治运动”。同时又支持内蒙的民族败类组织伪“内蒙自治军政府”。国民党政府为迎合日本提出的“华北政权特殊化”，在十二月初指派宋哲元及老牌汉奸王揖唐、王克敏等十六人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一九三六年春天成立，成为一个半傀儡政权。此时，华北五省已名存实亡。
国民党对日军步步退让，那么其军事力量又有何用呢？那就是对付抗日军民，对付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在这上面，它和鸦片战争后的清政府、北洋军阀是一脉相承的。清政府对外国侵略妥协退让，而对人民起义则全力镇压（被反动统治者大力吹捧的曾国藩曾剃头，他对外国侵略者动了一枪一炮吗？面对起义农民却赢得了曾剃头的美名）；蒋介石政府对外国侵略，同样是妥协退让，但对人民的力量却绝不手软。
一九三０年年底到一九三一年一月，蒋介石集合七个师十万兵力，对红军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围剿。
一九三一年二月，蒋介石调集二十万人，进行第二次围剿。
一九三一年七月，蒋介石调集三十万大军，进行第三次围剿。
上海“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口号，又向美国借了一千二百万美元的小麦借款作军费，调集九十个师五十万兵力，于一九三二年六月十六日开始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
一九三三年十月，蒋介石调集一百万军队，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
一九三七年，以芦沟桥事变为开端，日本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当时国民党的对日态度。
蒋介石在七月十七日的庐山讲话中说，“我国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但我们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由以上两段话可以看出，蒋介石为自己的不抵抗政策寻找的借口是中国是“弱国”，相对而言日本则是强国，所以我们要退让。在日本的疯狂侵略下，我们不应该抵抗，而应该在“和平”中发展自己，使我们强大起来。但这里蒋介石应该说清楚，到底到什么时候，中国在各帝国主义的侵略下而不是在独立自主的条件下能强大起来，才能超过日本。因为照他的逻辑，只要中国没有日本强，在日本的侵犯面前就只有妥协退让，永远不应该去和日本人作战。我们不能不说，蒋介石忽视了人民的力量，他也不敢发动人民的力量，原因和鸦片战争后的清政府一样。
“芦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从这里，我们就能够看出来，芦沟桥事变后，蒋介石依然是希望“和平”的。对日本他心怀畏惧，所以这番话中充满乞求语气。不过可笑的是，还说什么“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的完整”，难道东北都丢失了，国土还是完整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