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从根本上来看，清政府的失败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决定的。这种矛盾决定了它害怕人民力量的兴起，而为了防止这一点，他们宁愿对侵略者作出妥协。正如签订南京条约的耆英、伊里布、牛鑑向皇帝的报告中所说：“臣等伏思该夷所请各条，虽系贪利无厌，而其意不过求赏码头、贸易通商而止，尚非潜蓄异谋。”地主阶级所说的“异谋”，就是指改朝换代而言。在当时的清政府看来，外国侵略者并不是要推翻他们的统治。而如果他们和侵略者长期作战，由于他们早已失去民心，他们就害怕人民趁机造反。这样，他们的统治就会极其危险。因此，他们宁愿满足侵略者的愿望，出卖国家利益，以换取统治的暂时安稳。即反动头子慈禧所言：“宁与友邦，不与家奴。”
这就充分表现了清朝政府的反人民性。也就是说，他们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对立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暂时维持住了他们的统治，但广大人民的负担却大大增加了，受到的剥削更加严重了。到1851年，广大人民终于没有活路了，中国近代以来的第一个革命高潮——太平天国运动暴发了。对待农民起义，清政府却不遗余力地镇压，和其对待外国侵略者妥协投降的态度截然不同。由此看来，清政府的统治者看重的不是国家利益，而是其所代表的地主阶级的利益。皇帝就是最大的地主。
历史发展到1911年，腐朽透顶的清政府终于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但接替它的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在当时的中国，国家富强的必备条件之一，就是赶走外国侵略者。而要赶走外国侵略者，唯一的途径就是依靠人民的力量。但北洋军阀又是怎样的一个政府呢？首先，它本身就与帝国主义国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次，它代表的是大地主和少数上层资产阶级的利益。试想，这样的政府会发动土地革命，把大地主的土地分给穷苦农民吗？而除了土地革命，中国是没有第二条路可以发动人民的力量的。所以，虽然政权的形式发生了变化，但北洋军阀和清政府一样是“反人民”的。只要没有把外国侵略者赶走，中国的民族经济就不可能获得大发展，中国的经济就会永远掌握在侵略者的手中。北洋军阀没有力量把帝国主义赶走，又无法依靠人民群众积聚力量，所以，它只有和清政府一样与侵略者勾结起来，共同压迫中国人民。事实上，他们也正是这样做的。
到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时期，这个政权是代表大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四大家族与帝国主义国家勾结起来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从而也控制了中国的政治。国民党有力量将外国势力赶走吗？它的阶级性决定了它是不能和人民休戚与共的，所以它也就不可能有力量将外国势力赶走。中国也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只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在这种状况下，中国的经济不可能获得大发展，人民的生活不可能得到改变。
或许有人会说，英国统治着香港，香港的经济不是发展很快吗？还成了亚洲的一个金融中心。或许中国让美国统治若干年（蒋介石最终是倒在美国的怀抱里了），会有好处也说不定。这种事情，我们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香港的情况用到中国其它地方不一定就适用，甚至科学地分析的话，是根本不可能的。印度也被英国统治了多年，印度的状况怎样呢？拉美、非洲多少国家都是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这些国家的状况又怎样呢？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地区发展极不平衡，想以殖民地的方式获得发展，这不能不说是糊涂透顶，或者说这种话的人是别有用心，——汉奸言论。
而当时唯一能够将外国势力赶走，使得中华民族获得独立的，只有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
二、国民党政府的状况
在这一部分，我们专门来谈谈国民党政府的反人民性，以及它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
1912年，以孙中山为领袖的同盟会改组成为国民党。这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目标是要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1924年，孙中山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将国民党改组成为统一战线组织，以广东为革命根据地决定实施北伐。而1926年，在国民党内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右派分子的支持下，蒋介石通过发动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篡夺了党权、军权和政权，成为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统一战线组织被国民党右派控制。1927年，在北伐过程中，蒋介石到达南昌时，已经开始向帝国主义者进行拍卖民族利益的政治交易。他经过黄郛、戴季陶、王正廷等人和日本帝国主义者来往；经过宋子文、虞洽卿等人与英、美帝国主义者来往；经过吴稚晖、李石曾、钮永建等人与法帝国主义者来往。蒋介石到上海后，就立刻和上海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密切结合，并要求帝国主义者帮助他的反革命政变。他奴颜婢膝地向帝国主义者起誓：“国民革命军是列强的好朋友，决不用武力改变租界的现状。”（ 1927年8月31日 《北伐捷报》）
帝国主义者对这个篡夺了革命大权并且已经显示出善于玩弄反革命阴谋手段的新代理人，表示愿以全力支持。三月下旬，帝国主义者答应驻扎在上海的两万多外国侵略军，可以帮助蒋介石镇压和屠杀上海工人群众；同时又会同上海大资产阶级送给蒋介石一千五百万元，作为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工人的经费，并答应在政变以后，将给蒋介石三千万元作为建立南京反革命政权的资本。正是由于有了帝国主义者做后台老板，蒋介石悍然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上海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的工人群众。之后，又继续在南京、无锡、宁波、杭州等地进行同样的反革命活动。同时广东的反动派也开始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张作霖在北方也开始了大屠杀，李大钊就是此时死在张作霖的绞刑架下的。五月二十一日，湖南的许克祥在豪绅地主阶级的支持下，也叛变革命。六月六日，江西发生反动军阀朱培德的叛变。国民军领袖冯玉祥先于六月十日和武汉政府的汪精卫等在郑州召开会议，后于六月十九日与南京反革命政府的蒋介石等在徐州举行会议，在此次会议上达成了反共、反苏、宁汉合作等反动协议。汪精卫于七月十五日在武汉公开背叛革命（国民党左派领袖宋庆龄、邓演达此前已被迫离开武汉出国），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叫嚣“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这样，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终于失败了。
在帝国主义、大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扶植下，国民党作为新工具，代替北洋军阀，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反革命的军事专政——新军阀统治。
但这里必须说明的是，当时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依然是各帝国主义国家，每一派军阀的背后都有帝国主义的支持。新军阀的统治正是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建立起来的，因而也必然实行对外投降的政策。新军阀内部派系林立，以美、英、日为首的各帝国主义对于中国市场的争夺，反映到了各派新军阀之间频繁的战争上。比如，一九二七年十月到次年一月有蒋介石、李宗仁和汪精卫、唐生智的战争；一九二八年二月间，为了争夺华北，在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形成蒋、桂、冯、阎四派的联合，北上攻打张作霖。
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０年的三年间，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爆发大规模的战争六、七次，由于英、美帝国主义者大量的援助和上海江浙财阀的支持，蒋介石在这些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表面上统一了全国。实际上，两广、四川、西北和东北各地方军阀都保持半独立的状态，分裂割据，并不断地和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公开对立以至发生战争。帝国主义就这样一面扶植国民党中央政权，作为镇压革命和榨取中国人民膏血的总工具；一面又采用分裂剥削政策，在各地扶植地方军阀和这个中央政权相对立，制造中国的分裂和内战，以便分而治之，控制中国。
不论是蒋介石的中央政府，还是地方军阀，他们一方面需要帝国主义者在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支持，一方面他们又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所以，他们不可能把人民的利益当作执政的目的。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就注定了这种政府不仅没有力量将外国侵略者赶出中国，反而会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由于国民党政府忠实地为帝国主义效劳，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侵略势力有了显著的扩张。仅在对华投资方面，从一九一四年的二十二亿五百七十万美元，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前增加到三十四亿八千七百六十万美元。其中英国投资增加近百分之六十，美国投资增加了近二倍，而日本的投资增加了四倍半。由此可见，在国民党统治下，中国日益加深了殖民地化的程度。
由于帝国主义加强了经济侵略，中国民族工业无论是工厂数或资本额都日趋缩小。比如，一九二八年注册的工厂有二百五十家，到一九三一年只有一百一十三家。
同时，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农村，土地日益集中在地主豪绅手里，对农民的剥削也愈来愈重，各种苛捐杂税也越来越多。
以上谈的是国民党政府在建立初期表现出来的反人民性。下面再谈国民党在对日战争中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