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注重大国软硬实力 重塑“中国文化身份”
郑永年在《中国人应理性看待中国复兴》中认为：“中国没有文化上的崛起。经济的崛起还没有带来文化的复兴，也没有造就一种新的文化。相反，传统文化正在加速度地消失，被商业文化、快餐文化所取代。经历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洗礼的中国越来越难以见到传统的痕迹了。尽管有人在提倡学习‘四书五经’之类的传统经典，但这和整体社会的变迁又是多么不协调。没有人会相信这类努力能够真正维持传统文化，更不用说复兴了。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失去文化传统的文明。”{11}通过若干流派的创建，使文学界能够更为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并通过流派创立使其声音通过媒体放大，多种流派形成当代的差异性的文化声音。当然，现存流派终归要自生自灭，但是探索精神却方死方生。
从历史上看，西方对中国的立场经历了从仰视到平视再到俯视的过程，文艺复兴之后，西方从神学走出，茫茫无路之际，《论语》等儒家著作中“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立己达人”等思想，一度成为民主政治等“人学”思想的来源。今天，西方人在中国却找不到或者不再寻找这种精神资源，他们除了看到经济和军事增长外，根本不知道中国还有人类需要的思想。这对中国明天非常危险，因为“中国威胁论”会不断可持续发展下去，不仅是由于西方人的原因，更由于中国人自己的文化失败主义。
文化失败主义导致了很奇怪的全球文化现象，全世界都在谈中国，而中国人自己却不谈中国，一谈帽子就来了——民族主义。笔者绝非民族主义者，而是世界主义者。学者应该有身份立场。西方学者都是有立场的，康德很少谈中国问题，黑格尔谈到中国时的态度是藐视的，认为除了老子有些哲学思想外，《论语》不过是伦理学，近代更有许多西方学者将中国骂得一塌糊涂。我们不可能成为高鼻子、蓝眼睛、黄头发的模样，而西方人也不会定要说中国话、吃中国菜，继而思考中国如何融入世界的问题。中国的问题和出路只能靠我们自己，一味的文化虚无和失败主义于事无补。更重要的是要意识到：在全球化中一味以西方为标尺衡量中国发展，就会忽略东西方的根本性文化宗教差异，当经历全盘西化的艰难以后达到了科技一体化和制度并轨化的目标，但是无形的中国文化身份和宗教对话目标却可能会失去。中国就可能成为西方第二手复制品，失去了中国的自我文化魅力和中国身份。
中国发展的历史是坚持“王道”反对“霸道”的历史，这意味着中国不做全球霸权并反对全球霸权。我很同意学界的一种说法：中国发展的第一目标首先是世界化，即表明中国属于世界；中国发展的第二目标是中国化，即成为自己，成为自己并非复兴历史，而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寻找到中国文化的“身份认同”。在中国崛起中，学者必须思考的是中国当代问题究竟是什么？中国在国际化的学术话语是否只能由西方人提出来？中国思想是否应该成为西方学界关注的问题而非边缘问题？真正的学者应该提出在国内能获得学界认同、在国际可经得起批评辩论的中国思想。我们必须对西方神话般的“普世价值”增补差异性思维角度，打破文化单边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全面总结中国现代化经验中的“中国之路”，使知识界切实在文化创新和中国思想的世界化上做出努力。
“文化身份”是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精神向心力，它是拒斥文化霸权主义的前提条件。身份危机表征出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的总体危机。东方文化身份表明了中国立场的正当性。当务之急在于文化身份的确立，即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重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发展。如果中国经济日益发达，而文化却不断萎缩，必然会因经济和文化发展不平衡而导致结构性内耗。因此，今天的中国不仅需要全面振兴传统文化和创造新文化，而且为了减少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误读”，需要坚持文化的可持续“输出”，从而形成文化和经济均衡发展。在全球化中抵制一体化神话，彰显东方文化身份，重申中国文化立场。
坦率地说，当代中国“文化输出”有四个重要维度：总结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以及文化精神遗产；更新观念对当代性文化正负面效应加以批评总结；清理当代文化大师的理论与实践；将这些思想成果整合成新的文化成果和艺术形式，输出中国现代思想家学者的思想，从而使世界真正在价值平等的平台上，深度理解和重新阐释中国文化与思想意蕴。这样世界就会认识到：经过汰变的中国文化不是西方人眼中的那种扩张性文化，不是持“中国威胁论”人士宣扬的那种冲突性文化，不是19世纪后西方人眼中的愚昧落后衰败脆弱的文化。中国文化是有深刻历史感和人类文明互动的历史文化，是具有书画、琴韵、茶艺等艺术性很强的精神文化，是怀有“天下”观念和博大精神的博爱文化。
七、重新评估“美国精神”与“中国精神”世界化
中国的崛起，使得“美国精神”和“美国梦”不再那么斑斓诱人，学者们大量著述开始对美国精神美国现代性加以批判。美国也开始正视中国的巨大存在意义和中国文化的重大价值，提出现代欧洲所谓的欧洲中心主义立场看中国是“远东”，而今天从美国往西看，则中国是美国的“近西”。这一提法的重大变化在于，昔日从欧洲看中国的“现代性”变为了从美国看中国的“当代性”。但问题是，中国、日本、韩国似乎都可以称为“近西”，美国是站在什么立场说“近西”的？可以说，是在日美、美韩同盟这一立场，或者说，美国从来就把日本、韩国看做自己的前沿阵地。但日本、韩国民族情绪和正常化进程的进展，使美国遭受的将不仅仅是中国的挑战，而是中、日、韩三国的挑战。美国无视日、韩的独立性价值，必将引起日本、韩国的离心倾向。这一点对中国而言是积极的。
中国文化的价值特征，应该成为“价值论转向”的重要元素，为人类的明天作出自己的价值阐释和远景规划。法国哲学家于连（Fran-ois Jullien）在《新世纪对中国文化的挑战》认为：“中国同西方有‘两次接触’：第一次耶稣教士东来几乎没有对中国思想产生影响，第二次中国知识界没有选择。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思想应该说走过了那个被动、强制的时代，现在到了对中国思想进行重新检索的时候了。这种检索不是用西方的哲学概念对中国思想传统进行重新诠释，也不是回到过去，而是以中国自己的概念来诠释中国思想。一方面避免堕入虚假的普世主义的旋涡，另一方面以重新检讨过的中国思想光华来丰富世界思想，从而避免陷入民族主义的陷阱。因为虚假的普世主义其实是一种思想的同一化，而思想的同一化则会产生刺激民族主义滋长的反作用。”{12}
人类精神走向平面和谷底，是否具有重新反弹的可能性？是否有可能再重新创建精神生态平衡的世界呢？可以说，人类在“语言学转向”和“文化研究转向”之后，加速了“文化价值观”的失落，因而应该有一次“价值论转向”“价值论复归”。上世纪美国POP文化的强力推进，使整个世界文化发展从过去的形而上学、终极价值、根本原理、方法意义、本质规律问题，进入到文本、语言、叙事、结构、张力、语言批判层面，但这并不意味着语言学转向就成为本世纪哲学或诗学“终点”，相反，它仅仅是成为一个转向之后的“新转向”——“文化研究转向”，即由“语言”转向了历史意识、文化、社会、阶级统治、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研究、社会关系分析、知识权力考察，甚至文化传媒、科技理性分析等。换言之，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走出了“语言的牢房”，而进入了一种所谓的人文科学“大理论”之中。于是，历史、政治、社会、文化等在新的层面上成为语言学转向之后的新话题，不断出现在女权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以及文化研究领域中。{13}但是仅仅这样是不够的。因为中国现代性经验没有进入国际大循环，没有成为人类经验的一部分，没有引起世界的充分的关注。
中国价值的重新发现和发扬光大，其一是文化价值身份认同的多元化。创新必须基于文化的基地。今天身份认同多元化意味着理论再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它不再变成“大众理论”而变成“小众理论”“圈子理论”，甚至变成孤独的“守望者的理论”，其普适性合法性出现了问题。
在中国的GDP居世界领先地位时，当中国不再是一个世纪前的半殖民国家，当代中国文化人应该努力提升大国文化精神，中国应该证明中国文化可以影响世界其他国家。中国不能在经济上是大国而在文化上是弱国，天下至危险者是“帽大身小”：外在的形象帽子——经济军事很发达，内在却文化虚无——没有攻心为上的文化说服力，这是多么危险的处境！从历史上看，日本在19世纪末期散布“蒙满非汉论”，最终在上世纪初期使得外蒙独立出去。上世纪初，日本又向韩国提出“高句丽”问题，这个问题在上世纪末期爆发，韩国总统访问美国时说：“中国侵略过韩国三百多次，这个仇要永远记得。”我们周边国家的冲突的确危险，但是可以用文化战略化解而和睦相处。如果文化战争一触即发，情势会更加危急。
在播撒“中国威胁论”之后，日美1985年后又提出“中国七国论”——将中国分裂成七个国家！可谓危险之危险！中国的和平和统一离不开军事、政治的权力话语，更离不开文化的凝聚力！历史上统一的大国，文化作用非同小可。秦始皇征战六国统一后用法家治国，可惜秦两代仅仅十五年而国家灭亡；汉代用儒家文化治理天下，却能够四百年长治久安！文化的重大作用不可低估。我们要看到文化的重大价值，每一个文化人都应该把头伸出斗室，看到当代中国的文化危机。文化是攻心为上，战争是攻城为下。面对文化中国问题，今天的文化人不可以大意，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为了中国和平与人类和平，中国知识界和艺术界应该做些文化大事。
可以说，周边发达国家正在进行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文化战争”。我们的中华文化却在一些人的民族虚无主义中自卑自怜，为个人利益而计较，却没有想到“天下”。中国人做学问古来就有“学术者天下之公器”的思想，今天还有几个学术人认为心里有“天下”？还有几个做学问的人有“公器”“公正”的度量衡？文化炒作、指鹿为马的现象比比皆是。中国学者和艺术家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重要性，应该提到国家文化安全的地位了！
联合国提出三个1%，指出有三种病百人中就出现一人，包括精神病1%、自杀率1%、艾滋病1%。{14}今天的中国学者诗人似乎少有思想家诗人灵魂的痛苦，自然科学中心主义将人文科学的人文关怀边缘化！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其实，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不同。自然科学是不断地否定再否定，人文科学是复古再复古，肯定再肯定。为什么现代化许诺的是人类物质极大丰富的辉煌胜利和未来美景，而这么多人把生命不当回事呢？为什么我们期望的是美好未来却又会突然终断如花似玉的生命？今天人们的生活非常浮躁，包括从大艺术家到小艺术家，从教授到学生，文化虚无主义都非常流行，而文化失败主义非常猖獗，一切问题似乎归根结底都在于东方文化不再重要而要被现代西方淘汰出局。美国哲学家丹尼?贝尔说：前现代是农业社会，现代是工业社会，后现代是信息社会。今天发达国家进入了信息社会，但是中国仍被认为是前现代社会。西方人一直向人类灌输“时间之轴”的说法：低级文明被高级文明所代替，在时间之轴中东方被排在现代性之外。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用一个纵坐标“空间之轴”来修改西方的“时间之轴”坐标。空间之纵轴在时间之横轴中表明三层境界：最下面一层是“生活境界”，李泽厚称为“吃饭哲学”，通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大多数人达到了。中层是“艺术境界”。什么叫艺术？艺术不仅仅是写字、画画、作诗这么简单，《红楼梦》中宝玉、妙玉经过潇湘馆，听黛玉弹琴，君弦突断，而妙玉从黛玉琴声中知其早逝之命——琴声为灵魂而歌为诗意栖居而歌。今天这样的艺术境界已经很远了，技术性教育中使人们无视艺术境界。蔡元培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在今天尚未成功。艺术有其不可取代的人性修复功能，艺术在现代派的鼓动下消失并诋毁“境界”，消失了艺术之外人生的诗意化，处于海德格尔所说的“危险之中”。可以说，东方艺术境界的消失，直接导致最高一层“天地境界”的消失，使得今天整个世界人性和人心出现了生态平衡危机。人富有了但是精神失衡了，人站起来了但是生命缺钙了，竞争力上去了但是价值观衰败了。
一个新的问题是中国文化指纹的确立。长期以来中国文化指纹已经磨平。萨义德的《东方主义》表明谈论东方却很少谈东方大国——中国。那么，谁来为中国说话？如果“现代性”一意孤行，未来的世界将充满危险。如果核大战爆发，将是人类的集体自杀！对于整个世界的未来，我认为东方和西方只能坐下来谈，谈什么？谈文化！东方文化也许是慢的文化，但它最近越来越影响西方。英国出现了“慢生活主义”对抗现代性的快节奏非人生活，德国出现了“极简单生活主义”对抗当今世界的消费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西方人正在从东方思想中获得好的影响而迷途知返。
《圣经》里，造通天塔是人类狂妄的表现——想显示自身的强权进而取代上帝而修建。然而上帝只使用了一个简单的方法——让修塔的人们说不同的语言，最终使修塔无法造下去。今天西方人提出“全球化”，意味着全球一体化、全球同质化，可是东方大国——中国的崛起像上帝要求人类保持“差异性”那样，使得美国巴比伦塔式的一体化幻想破灭而失效。在整个世界的未来灾难面前，美国开始了“移民火星”的太空计划，而我以为人类逃离地球是愚蠢之举，只有热爱蓝色的地球，坚持让这个人类最后的栖居地充满诗意，才有整个人类绿色生态的未来。也许，中国思想今天还是区域性、地方性的思想，尔后，随着中国文化的可持续输出，明天的中国将放大成为世界性的思想。同样，中国和绘画不仅具有中国性，而且在不断的文化播撒中，在不久的将来，将会有东方绘画的世界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