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岁的时候，高晓攀的理想是当奥斯卡影帝，却误打误撞进了老家保定的少年宫，随相声表演艺术家冯宝华学艺，此后慢慢入迷。少年时代，断断续续往返于天津、保定两地拜名师冯春岭学艺。高晓攀一直记得祖师爷带着他去见过马三立的情形。当时，他紧张得直哆嗦，不敢抬头。老爷子眯眼瞅了瞅说，这孩子长得漂亮，在说相声的里面挺少。
如今，马三立先生的风范与气度仍在他心里历历分明，他说: “先生是得大成者。先生有言:我本无心说笑话，谁知笑话逼人来”。这是高晓攀向往的境界。他用梨园行里的老话“人得自各儿成全自各儿”来励志。在中国戏曲学院学相声时，疯魔到每天守着收音机录下午4 点档和午夜12 点的曲艺节目，然后一板一眼照着抠活儿。别人背老段子《地理图》要用3 天时间，他用了两小时就背清楚了。他心里一直有个愿望“:我一定要火！”
马三立最拿手的贯口《夸住宅》后来成了高晓攀的私爱。当年学这个节目的时候，双手抬平绷直了靠在冯春岭师傅家的墙壁前，死背。冯师傅点拨他:“爷们儿，你这么背可火不了。”于是顿悟:相声须得是说出来的，得像是平时的说话，漫不经心地把人给逗乐喽。技艺随之精进，一天一天更新着自己， “再不会在抖出一个包袱之前，故意提高调门，咯吱人了。”
这段学艺的黄金时段，很快就过去了。大学毕业后，学校张贴公告:“三天后必须离校”，生活忽然变得现实起来:去哪里住？做什么？靠什么挣钱糊口？去798 给画廊做过油漆工，承包过企业的年会晚会，做过婚礼主持……磨难自不必说，但是在少年眼里快乐总归多于烦恼。最开心的是周末下午到陶然亭公园说免费相声， “总有一个舞台，可以说相声。”他说。
2005 年，正是相声回归剧场的萌芽期。相声表演艺术家李金斗打出“相声回归剧场”的旗号，成立“东城区相声俱乐部”，北京城里的相声社团纷纷开锣，高晓攀参加各式各样的社团演出，技艺长进得极快。后来，自己组建相声团队在北京朝阳区文化馆“小梨园剧场”演出。20 岁就差不多火了，高晓攀说自己有些找不着北，也许是轻狂也许是幼稚，一些老先生们看着不爽，针对他的流言开始在圈内蔓延。“圈子里的水太深了，我看不懂了”，过去了很多年，提到旧事，高晓攀依然一脸迷惑。那时候，喜欢跑后海边一个人哭，想事儿，抑或骑着单车没边没际游荡。北京城里适合演相声的场所，渐渐了然于心，鼓楼大街上的老茶馆广茗阁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生活。
成名后怎么走
天天在相声圈里混， “高晓攀”这三个字变成了熟名，2008 年春天，广茗阁茶馆的老板想把周五晚上的演出承包出去，于是找到了他。
一切都那么不确定，当机会来到面前，靠直觉和勇气办事几乎就是一种本能。
“没人敢接周五的活儿，上了一星期班大家都很疲惫，愿意待在家里，谁都知道周五的演出难做，但不接不行，没有自己的舞台，演出就是件不靠谱的事，而我们的活计不能生了。”高晓攀合计了一下，签下了合同。然后，邀约年纪相近的相声同好:王惟和连旭组合是2008 年参加中央电视台组织的相声比赛中结识的；李林和赵臣是在多年的演出中，无数次碰到的；安徽人陈涛是大学毕业后，因为喜欢相声，直接奔北京来的；主持人徐涛则是后来的一次公开招聘考试中发现的。
在日复一日的演出中慢慢练活，每个人都在长进，有了各自的粉丝。演完自己的节目，陈涛喜欢站到观众席旁，一个节目一个节目地琢磨:包袱是怎么抖的？如何打开场子？采访的时候，陈涛边看边讲解，一口一句行话“。今天的，这一片场子怎么那么硬呢？”、“尤宪超每天晚上耗活儿，很头痛的” 等等。“耗活儿”指梳理下次演出的节目单。圈子里说的“帅、买、怪、坏”四种表演风格，每晚的演出都要占全，演出形式也要齐全:快板、贯口、单口相声、群口相声一样不能少，抖包袱的方法也不能重样。每天演出完毕，尤宪超都要排好节目表。
第一天的演出，是2008 年5 月16日为汶川大地震的义演。据连旭分析，第一天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观众冲高晓攀而来，一共来了86 人。演出开始时，后台休息室里的气氛无比紧张，台前第一个包袱抖响之后，大伙儿长出一口气，气氛旋即“烧起来了”。“我激动得想挠墙！”连旭的语言富有动作性，这样的语言特质渗透了他和王惟搭档的段子。当天的门票收入和出售嘻哈包袱铺的T 恤的款项，一共2700 元都捐给中华红十字会。
开局堪称完美，但离上路还远，日后嘻哈包袱铺的人一提最“ ”的一次演出，每个人都会翻出“只有两名观众那天”。他们经常调侃“那俩观众去上厕所的时候，我们都琢磨要不要停下来，等他们回来接着演”。
第一个月算完总账，每人分到27元，连旭负责管钱，不知如何分发这27 元工资，想来想去，找来20 多个信封，一个一个封好。于是偷偷观察每个人的表情。“打开后，每个人都是先愣了一下，但马上就笑了。晓攀的笑是我见过的他最意味深长的一次笑。五味杂陈！”
有耐不住性子的人演了几场，不见火，就走了；也有慢慢有点名声后，开始谈条件的人，或者遇到采访赶着抢镜的人都走了。“剩下的就是心特别齐的人，一起练活儿，一起创作，观点不对的时候也扯着脖子争，但谁都心里都不埋根，彼此当兄弟对待。”连旭说。演出就这样不咸不淡地继续着，既没火也没歇火。高晓攀并不着急，大伙儿也不急。开张后的头几个月，媒体来联系采访，都推辞了“。得把活压结实了，才接受采访。”高晓攀这么想。
去年11月，北京某都市报头版刊登了嘻哈包袱铺演出现场的照片，沉寂了半年之后，嘻哈包袱铺有了自己的名声和地盘。演相声能养活自己了，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且能吃上饭是他们最基本的愿望。
但在相声界，好名声未必意味着好收成。作为大众的艺术，20 元定价基本照顾到城市观众的各个收入阶层，轻易不能浮动。而行里的规矩是，前辈艺人没涨价，年轻一代就不能涨，这是约定俗成的。
事实上，虽然火了，但物质方面并没有太大改变。现实和梦想的落差，让人茫然。今年春节后，嘻哈包袱铺的第一次例会有些沉重，高晓攀跟大伙儿说:“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火了之后又怎么样？‘火’带来的感觉很快就过去了，之后我们应该怎么走？”这些话也是说给他自己的。
依然是周而复始的演出和刚够维持生计的收入，最初的专注、平静和冲劲却被悄然打破。每天面对的事务几何级数般增长，用来创作的时间和心力被挤得很紧，而在重复观赏的过程中，观众的笑点不断攀升，无论如何，留住观众，是每个爱相声的人和新一代相声演员共同面对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