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嘻哈包袱铺的观众以女性居多，其中不乏冲着高晓攀的“帅”来的，观众把他描述成“长得很像王力宏的男孩儿”。高晓攀对自己的相貌其实并不以为然，他说:“影视圈不缺我这样的帅哥，但搁在相声圈就显得稀罕了“”，好在，冲着我来的观众，看过一次演出后，就实实在在喜欢相声了。”他腼腆地笑着说。
3 月5 日晚上的演出照例以单口快板开场，接下来一共六个节目， “攒底”通常是高晓攀和搭档尤宪超的“高超组合”。按尤宪超的说法“要确保观众每五分钟大笑两次”，在传统桥段的间隙，不时抖出夹杂着“ ”、“山寨”、“打酱油”等流行词的包袱，台下顿时笑得山崩地裂。
相声是门“熟艺”，这是相声行里人尽皆知的道理，年轻演员惟有依靠不间断的演出，才能历练功力，提高技艺。而在相声日渐边缘化、市场化的今天，年轻一代相声演员已经少有进国家体制内的曲艺团队做职业演员的机会。为自己寻找一个舞台，便是对痴迷相声的年轻一代艺人来说唯一的出路。
迂回前行，只为把相声说下去
白天没有演出，大伙儿也喜欢聚在一起，练活儿或者玩乐。扎堆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相声便在这晃晃悠悠的生活里长了出来。
广茗阁旁的一间酒吧是他们的排练场地。3 月18 日，嘻哈包袱铺的第四部相声剧《山了寨了》即将开演，到酒吧排练的时间拉长了。起先还象征性地点一壶茶，一喝就是一天。后来茶钱也省了。没钱请编剧，高晓攀自己写，春节回家关了三天完成了本子。演员李林有南京艺术学院话剧专业的底子，就干起了导演。每人贡献一点智慧，不停争论与碰撞，在过程中完善。相声艺术是即兴的，也是不停生长的。
20 余名成员大多数辞了职专职做相声，与广茗阁订下三七分成的分配制度，每人每月能拿到一千余元。尽管对付生活还有些紧张，却乐在其中。大抵因为年轻，现实生活的压力还没有实实在在到来，愉快的状态也冲淡了其中的艰辛。
“就这么一天一天往下过，未来会怎样我也不知道。现在说着自己喜欢的相声就很高兴。”排练间隙，演员连旭用一杯开水就把两个卤蛋吃了，算是午餐。那天，碰巧一个开酒吧的朋友来找他玩，他跟朋友说:“你要叫我去你酒吧喝酒，我没钱。要让我去说相声，不给钱也去。”对相声的态度，从只言片语中溢了出来。
他们中的多数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孩子，有着北京男孩特有的乐观劲头。当他们说:“能说上相声，就很开心”、“相声圈是论资排辈的地方，像我这样年纪的人，也能说相声就没什么可抱怨的了，真的”、“我还年轻，现在不奋斗什么时候奋斗啊？所以没必要说苦”的时候，你会相信，生活原本就应该这么简单、这么纯粹。
相声挣的钱并不够生活，就主持婚礼贴补着过。接到婚礼的活，则先盘算一下当天是否有演出。无论如何，时间和心思都压在嘻哈包袱铺的演出上。
与同龄人单纯的嘻哈做派不同，在高晓攀的处世哲学里多了几分世故。包袱铺火了，他要应付的事也愈多，一度几近失控，但似乎又稳稳地掌控于心。他说: “我跟他们说，以前‘梁山起义’是亲情管理，现在得是科学管理，一切用节目说话”。
高晓攀曾一天接受过21 家媒体的采访， “这些都是必须做的。我必须不停地告诉自己，不断的出发是为了回到原点，相声就是我们的原点。” 对于人情事理的把握力，高晓攀说“这都是饿的，我曾经有过三个馒头吃两天的经历”，语气很豁达。
今年初，高晓攀接到第一部电视剧的活:在台湾电视剧《娘家》中出演男二号。剧组来广茗阁看高晓攀的演出后，直接定了演出合同。5 月，他们将推出关于嘻哈包袱铺成长之路的纪实杂文。高晓攀告诉《外滩画报》， “不久前，姜昆老师对我说: ‘一定要走偶像路线’。”拍剧集、出书也许是偶像化的一种策略。在相声日渐边缘化的今天，爱相声的年轻一代迂回前行，只为能把相声说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