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党中央所有的领导人都很焦急，立即发出命令，让各个根据地寻找飞机的下落。贺龙的心情时而惊疑，时而惶惶不安。到了11日晚，晋绥军区发来电报，报告了飞机在黑茶山失事以及王若飞、叶挺等同志全部遇难的情况。噩耗传出，像是霹雳在贺龙的心头震响，他的心一阵颤抖，随之，热泪夺眶而出。
为了隆重悼念这些革命同志，中共中央与延安各界组成了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贺龙等26人的治丧委员会。4月21日，延安各界3万人追悼公葬死难烈士，贺龙作为陪祭人之一，他眼望战友亡灵，悲声大恸。他用泪水写下了哀祭战友的悼文。他哭着写道：
我决不是只为了朋友情而伤感，也不是为了一般柔情而痛哭。20年来甘苦与共，一条战线上的同志，牺牲可不少呀！若飞等同志遇难，触发着我多年来隐忍的一腔悲哀。我不仅仅是为着几个战友而痛哭，而是想到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丧失了几多英勇有为的斗士、披肝沥胆的伟大爱国者。他们的死，给我们党的损失太大，这不能不使我们极度伤心。他们的死是为着团结，为着和平，为着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为着建立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他们是为着这个不朽的人民事业奔走呼号，鞠躬尽瘁而死的。若不是中国反动派无耻地处处耍手段，事事搞阴谋，逼得他们不顾一切艰险，飞来飞去，哪里会有这样意外的惨事？......我们决不能让若飞等同志白白死去而没有代价。我们的同志，要无情地消灭那些阻挠中国历史前进的坏蛋，扫除民主道路上的一切障碍......
"四八"烈士的忠骨安葬在机场附近靠公路的地方，贺龙在延安的那几年，每年都要去烈士墓地祭扫，以表达战友的怀念之情。
第三次，那是在1946年7月21日，这一天贺龙正在主持召开晋绥高级干部会议，当传来关向应病逝的消息后，贺龙难以控制极度悲哀的感情，失声痛哭，整个会场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
关向应和贺龙有着非同一般的友情。他俩是我军高级将领中一对很好的搭档。贺龙叱咤疆场，勇武善战，但疏于笔墨，是地地道道的"泥腿子"将领。而关向应则算是我军高级将领中的饱学之士。青少年时他不仅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普兰店公学堂，而且在18岁时又考上了大连伏见台公学堂的商业科。日后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他仍未中断读书。20年代末，又受我党委派，入苏联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深造。回国后将马列主义理论用于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很快就成为了我党的一名优秀的高级政工干部。
1931年岁末，受中共中央委派，关向应在湘鄂西根据地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湘鄂西军委分会主席团委员和红三军政委，从此与贺龙成了并肩作战的战友，两人当时谁也没想到，他们这一组合，竟成了同生死、共患难并一起渡过漫长岁月的开端。
1934年10月，红三军与任弼时、王震等人率领的红六方面军会师，组成了红二军团(日后的红二方面军)，关向应担任军团副政委。以后到甘孜，关向应与贺龙、任弼时、徐向前等人一起同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当时，张国焘利用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权，对红二方面军软硬兼施，妄图将这支部队置于他的控制之下。当张国焘派人送来"干部必读"的小册子时，关向应立即通知全部封存，不准在红二方面军部队中传达。
为了维护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推动红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关向应和贺龙不顾个人安危，坚决抵制张国焘的命令，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作出了重要贡献。1936年10月，红二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不久，关向应来到保安。在欢迎大会上，毛泽东走上前去，同关向应等人紧紧拥抱。关向应平日不显山露水，但大事面前头脑清楚，毛泽东为拥有这样优秀的政工干部感到由衷的欣慰。
毛泽东欣慰，贺龙更是兴奋，他自从与关向应搭班子后，关系一直很融洽。平日里，关向应教育部队官兵与地方党取得联系，并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贺龙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知道自己南征北战、战功赫赫，关向应政委在中间所起着巨大的作用。贺龙对关向应十分尊敬，他要求他的部下对政委不能有丝毫的怠慢。
关向应是个极明事理的人。贺龙为人豪爽，性格刚烈，是我军难得的将才。为此，军事上并不外行的关向应却极少干预贺龙的指挥。每当制订计划，方案研究完毕，关向应便默默地退到一边，踏踏实实地做起了协调、辅助工作。祝捷的报喜声中，很少有人能见到关向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