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宇霆这个人可算是摸透了张作霖的习性:“张大帅一生好赌，你得在牌桌上让他高兴，这时候他就特别好说话。”朱有济记住了这句话，这场牌他只盼输不盼赢，不断地拆牌喂张，冯玉祥在一旁看得明白，张作霖玩得兴起，撸起了裤脚，露出了一块拳头大的伤疤:“本帅当年在赌局里被人捉老千，输得一塌糊涂，一着急，拿刀子割下来这么长的一条子肉，当场就把他们吓晕了，乖乖地都把银子还给了本帅。”他边说边比划着。朱有济不停地在拍马屁:“大帅战场上英雄无敌，牌场上也是英雄无敌。” 说话间，张作霖又是一副大牌叫听，单吊孤张白板，坐在对家的段永斌也早听牌，他手上也是一副大牌，偏偏却摸到了白板，这个段永斌为人做事认真，也有点抠门，只听他喃喃道:“孤张不能打，打了要包的，冒险不得。”于是忍痛拆了一张牌。这副牌摸到底谁也没成，张作霖很是懊恼:“我就差一张白板，否则又是一副大三元。”段永斌却是不识相，摸出了手中扣着的那张白板:“幸亏我没有冒险呀。”张作霖当时就把脸拉了下来。牌局结束后，段永斌一行打道回府，屋中只剩下冯玉祥，只见张作霖拿过委任状，吩咐副官，将段永斌的名字抠下来，换上朱有济。冯玉祥不解，“不是决定了吗？怎么换人了。”张作霖没好气地道:“妈拉个巴子，这个姓段的，把钱看得像命一样，哪能做大事？”
冯玉祥心里一阵凉，他转过脸来对刚捧出来的临时执政段祺瑞道:“国家大事怎么能如此儿戏？”张作霖眼一瞪，他早就想和冯玉祥闹翻了，正想把他赶出北京城呢，于是对段祺瑞说:“芝老，我有些事情还得同您商量，不过，有些人不能参加，比如说我们花钱雇的帮工，这种人可没权指手画脚的。”原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张作霖为了拉拢冯玉祥，曾花了一笔巨款，作为军饷赞助了西北军，所以他话里带着刺。冯玉祥扭头就走，回到军中，说了刚才受的窝囊气，鹿钟麟当场跳了起来，此人是西北军的一员猛将，有勇有谋。“我早说过，与那个马贼是无法共事的，他想着独占北京呢。何不乘着奉军主力还在关外，北京城里都是我们的人，先下手为强，将他干了！”别看冯玉祥也是久闯江湖的，但论其处事果断，手段毒辣，他大概还要略逊一筹，连连摆手，生怕惹出大麻烦收不了摊子。鹿钟麟急得大喊:“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冯先生怕惹乱子，将来都推到我身上，你只要签了这道调兵的命令，一切由我来办。”鹿钟麟草草地写下两行字，让冯玉祥画押。冯玉祥被逼不过，绕着桌子而躲，鹿钟麟则跟着后边追，这一幕，冯玉祥后来曾写进了他的回忆录，显然很后悔当时的不果断。张作霖就没有这般优柔寡断，待奉军大举入关后，硬生生将冯玉祥逼出了北京，他不喜欢卧榻之旁有人酣睡。冯玉祥又岂是吃素的，他竟然将奉军大将郭松龄拉到了自己的一边，给张作霖来了个透心一枪。郭松龄是奉军中的实力派，他掌握的第三军团是奉军的绝对主力，与少帅张学良情同手足，为莫逆之交。张学良公开称:“我就是郭茂辰(郭松龄字)，郭茂辰就是我。”张作霖不赞成张学良与郭松龄关系太过亲密，为这，他骂过自己的儿子:“除了老婆，你什么都能给郭鬼子。”
论及郭松龄反戈，有人认为是因为“功高不赏”，两次直奉战争，郭松龄起了一柱擎天的作用，但什么实惠都没落着;也有人认为是出自于爱国的缘由，据冯玉祥透露，郭松龄在日本参观秋操时，探听到奉方拟以承认“二十一条”为条件，商由日本提供奉天军火，郭松龄因此而大忿，不惜兴兵造反，为国家除奸，为人民除害。郭松龄反戈之前，曾和张学良有过一晤，当时张作霖严令郭部对冯玉祥的国民军展开攻击，但郭松龄是按兵不动，张学良奉父命前去相劝，谁知郭松龄反而提出父让子继的办法，逼老帅下野，由少帅当家。张学良吓得声音打着颤道:“你的好意我领了，但这逼宫的事使不得，莫要陷我于不义，成为不孝的逆子。”郭松龄却是主意已定，不理张学良的劝阻，发表通电，列数张作霖的种种罪状，拥护少帅继承父业，总制三省。同时，挥兵疾进，直捣奉天，一路进展顺利，势如破竹。反观张学良，却是好痛苦，好犹豫，有人劝他率兵抵抗，他怎么也下不了手:“都是我东北子弟兵，何忍心自相残杀。” 张作霖又惊又怕，一腔火都发到了张学良身上，曾公开发电曰:“我与张学良今生父子，前世冤仇。”他甚至有点怀疑张学良是否和郭松龄串通一气，于是致电儿子，竟称:“汉卿先生阁下，我能不死吗？”接到电报，张学良吓了一跳，哪有老子称儿子为先生的，他知道父亲对他误解了，急得立即上了前线，和昔日的挚友拼个你死我活，以此洗刷所受的冤屈。
张作霖老了，通过郭松龄事件，可以看出他已不复往日的那种机警，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泼皮劲，举棋不定，一夕三惊，全没有了三军主帅的沉稳，好几次准备通电下野，甚至要烧了大帅府逃命，日本人乘着他六神无主之际，提出了一连串的苛刻要求，表示只要张作霖能够满足他们的条件，关东军将负责处理解决目前的局面。“火烧眉毛顾眼前”，张作霖忙不迭地点着头，也不去考虑其中厉害。日本人见他答应得爽快，于是出兵干涉，先阻其进兵路线，复乘奉郭双方在巨流河会战之际进行袭扰，终于导致郭部功败垂成，让张作霖躲过了这一劫。然而张作霖内心并不轻松，他和日本人签订的那份密约像一块石头沉甸甸地压得他喘不过气，王永江就跺着脚责备说:“大帅欠考虑了，这份条约就跟‘二十一条’差不多呀，一旦公布，还不被老百姓给骂死。”“狗日的给小日本骗了，不过在那个时候，我就是明知它是一杯毒药，也得仰着脖子喝呀。”张作霖无奈地拍着自己的脑门道。见王永江还是不能释然，他安慰说:“到时候我们给他来个不认账，就说我姓张的一人说了不算，还要议会批准。大不了，日本人说我耍赖而已。”王永江摇摇头，“怕是日本人不好缠啊。”
日本人趁火打劫，张作霖悔不当初，河本大佐用120公斤烈性炸药结束了一代枭雄的传奇故事转眼间，已到了1928年的初夏，张作霖这段日子过得好心烦，虽然前不久被部下推戴为“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组织起北洋军阀最后一个小朝廷———安国军政府，过了把“皇帝”瘾，但总让人有一种沐猴而冠的感觉。在那天“登基”典礼上，在北京的外国公使对他张作霖根本不吃劲，到场祝贺的寥寥无几，即便来了也是便衣简从，嘻嘻哈哈。他们现在都把眼睛盯向了成立不久的南京政府，以为它潜力无限，将是未来的中国主宰。张作霖想到这里就生出后悔，两年前南方政府发动北伐时，他以为有吴佩孚、孙传芳在前面顶缸，乐得坐山观虎斗，收渔人之利，而没有加入战团。没想到北伐军各个击破，不到两年的时间就打到了他的帐前，奉军全线崩溃，已呈兵败如山倒之势。当年平定郭松龄造反，张作霖欠下的人情，写下的那纸卖国协定，日本人要求他立刻兑现。日本公使芳泽诱惑他说，只要大元帅满足了大日本帝国的要求，有什么困难，大日本帝国也不会袖手旁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