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撰文指出,钱钟书的难言之隐、不堪为外人道的隐情,说白了,只是迫于父命,“而钟书始终没肯这么说。做儿子的,不愿把责任推给父亲,而且他自己确也是毅然入湘”。虽然钱钟书是在没有收到梅贻琦电报的情况下去了湖南蓝田,但在情理上,钱钟书也意识到,“不才此次之去滇,实为一有始无终之小人”。
我们从钱钟书离开联大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到联大的气度,也可以看出钱钟书为人处世的态度。
梅贻琦爱才心切,仍驰电挽留,由此可见,西南联大确是爱才心切,不计较私嫌、广纳人才。这种胸襟,令人佩服。另一方面,联大的机制和学术环境,允许教授自由流动。钱钟书离开西南联大,大概不是发自内心,是尊父亲之命。另一方面,钱年少气盛,恃才傲物,言语有点刻薄,话锋带讽刺,自然会得罪某些联大同仁,有的是他清华园昔日的老师。人生就是这样,有得有失。钱钟书去蓝田师范学院任教的经历,是他创作《围城》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