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是一个群星闪耀的时代，西南联大的风流，就像魏晋风度一样，令后人景仰。这风流包含了不党不官、人格独立、敢于批判的铮铮风骨；弦歌不绝、为人师表、一身正气的泱泱风范；沉潜专注、甘于奉献、光风霁月的谦谦风度。《绝代风流:西南联大生活录》关注西南联大师生的日常教学和衣食住行，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折射出那个时代的幽微精神，再现西南联大的风流。
曾昭抡逸事
曾昭抡(1899——1967)，字叔伟，湖南湘乡人。我国化学研究工作开拓者之一。1920年在清华学校高等科毕业后赴美学习，1926年获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中央大学化工系教授兼系主任。1931年应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刘树杞之邀，任北大化学系教授、系主任。曾昭抡把北大化学系建成了一个重要的研究中心。
传闻北大聘请他还有一连串奇闻轶事。那是1931年的某一天，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早早地去参加教授会。在会议厅，他突然发现一个衣衫褴褛的人，看上去像一个服务员，正没头没脑地寻找着什么。“你是谁？”朱厉声喝道，“出去！”这个可怜兮兮的家伙一言未发，转身就离开了。第二天，朱收到那个陌生人的一封信，是署名“化学系教授曾昭抡”的辞职书。
在西南联大，曾昭抡是化学系开课门类最多的教师。在李钟湘的记忆中，曾教授不仅是一位化学专业优秀的教授，还是一个国际形势分析家，他在《西南联大始末记》中写道:
曾昭抡(叔伟)教授讲授有机化学、无机工业化学，他能文能武，文章下笔千言，有求必应，对军事学也有特别研究，整年一袭蓝布长衫，一双破皮鞋。有一次公开演讲，他推断当时欧洲战场盟军登陆地点和时间，深得某盟军军事专家的推许。后来盟军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登陆的时间与曾教授推断仅差两天，而地点则完全相同。
曾昭抡教授还热衷旅行，他在1938年时参加湘黔滇旅行团赴昆明。1941年3月，滇缅公路开通后，曾昭抡由昆明到滇区边境实地考察。为何去缅甸公路考察？一来因为滇缅路是当时抗战阶段中重要的国际交通路线；二来因为滇缅边境，向来是被认作一种神秘区域。3月11日，曾昭抡由昆明动身，搭乘某机关的便车，踏上旅行的道路。虽然只有10多天时间，但也正如他在游记中提到的，是“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记，差不多每几公里都有笔记记下来”，因此，真实地记录了边陲民族的风土人情，珍贵稀有的植物和美丽壮观的自然景色。他的《缅边日记》是这次旅行的成果，1941年出版，收在巴金主编的“文化生活丛刊”。他多次野外考察，并养成撰写游记和日记的习惯，《缅边日记》是其日记中的普通一种。
据说，曾昭抡研究问题经常到了忘我的地步。一次，家人久等不见他回来，出去一找，却见他对着电线杆兴致勃勃地讲话，大约是在研究上有了什么新的发现，把电线杆误认为自己的同事，急于把新的发现告诉他。类似的情况还有，他离开实验室，天下着雨。他明明夹着雨伞，由于脑中思考着问题，一直淋着雨走，全然不觉，经别人提醒，才把雨伞撑开，而衣服已被淋湿了。
曾昭抡不修边幅，穿一件带有污点的褪色的蓝布大褂，有时套一件似乎总是掉了纽扣的粗糙的白衬衫。旧鞋子总是露出脚指头和脚后跟，头发乱蓬蓬的。只有极少数场合，比如参加重要的会议，他才会理发剃须。有一次，他为了及时参加在华西大学举办的中国化学学会的年会。他从田野考察回来，仍穿着沾满泥点的长袍，带着呢帽，穿着草鞋，他踏上讲台，与化学协会董事会其他著名学者坐在一起。
联大的学生喜欢这个淳朴谦和的教授，因为他很容易与学生打成一片。他从不拒绝学生的邀请，自在地与他们一起吃饭、休息、参加政治辩论。跑警报在外烧饭时，他会和其他人一起捡柴火。
当时联大的教授们生活贫困，于是，兼职五花八门，曾昭抡帮人开了一个肥皂厂，制造肥皂出售，算是教授中间的“富翁”了，每月家里总能吃上几顿油荤，可顾了吃顾不上穿，上课的时候脚上的皮鞋常常破着几个洞，这位肥皂专家也无可奈何。曾昭抡在日记中提到联大教授的生活窘况。1940年7月6日，曾昭抡在日记中记录:“昆明教育界生活日趋艰苦，联大教授中，每月小家庭开支达五百元者，为数不少。月薪不足之数，系由自己补贴。昨闻黄子卿云，彼家即每月需贴百余元，一年以来，已贴一千元以上，原来存款，即将用罄，现连太太私房及老妈子工钱，也一并贴入，同时还当卖东西，以资补助云。”
曾昭抡的妻子俞大絪是西语系教授，是重庆政府兵工署署长、后来的军政部次长俞大维将军的妹妹。俞大絪是曾国藩的曾外孙女，陈寅恪先生的表妹。曾氏夫妇俩关系颇为紧张。她没有陪同丈夫来昆明。据说，曾夫人坚决要求，凌乱邋遢的丈夫只有洗过澡后才能亲近她。
曾昭抡虽然是曾国藩的嫡传后人，但他打破了忠君思想，毕生追求民主政治，是中国民主同盟最早的中央委员。
曾昭抡的妹妹曾昭燏留学英德主攻考古专业，归国后在学术上卓有成就，在国际考古学界很有名望。抗战时期，中央研究院在大理设工作站，曾昭燏曾在此从事考古工作。1941年，曾昭抡考察缅甸公路时经过大理，兄妹相逢。曾昭燏在此从事考古工作，她为曾昭抡介绍大理的掌故，一起游览大理城西北角的三塔寺，看南诏旧城遗址大理的古碑。
1949年，曾昭抡教授选择留在大陆。新中国成立后，曾昭抡曾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研究所所长等职。曾昭燏对中国考古事业怀有深厚的感情，不仅不随国民党政府去台湾，并且极力反对将出土文物运往台湾。1949年4月14日，她还联合其他人士公开呼吁，把运往台湾的文物收回。新中国成立后，她曾任南京博物院院长。
然而，在随后的政治运动中，曾氏家族和俞氏家族的知识分子群体受到打击和残酷迫害。1957年，曾昭抡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被降级下放武汉大学。这时他已经身患癌症，但他仍然努力工作，组织撰写了《元素有机化学》丛书，第一册《通论》由他亲自执笔撰写。遗憾的是“文革”开始后，灾难又降临到他的身上。当癌细胞开始转移、病魔严重威胁着身体时，他不仅得不到必要的治疗，也逃脱不了被隔离审查和批斗的命运。不仅在肉体上受到了摧残，而且在精神上受到了折磨。他在1967年12月8日默默地离开了人世，终年68岁。而在曾昭抡去世前，他先后失去了妹妹和夫人。
1964年3月，曾昭燏在各种运动和政治清理双重挤压下，患了精神抑郁症。12月22日，她从南京郊外灵谷寺灵谷塔跳下身亡。
1966年8月24日，北大西语系俞大絪教授在被抄家和殴打侮辱之后，在家中自杀身亡。
张奚若:
无政可参，路费退回
政治系主任张奚若，八字胡须，衣冠楚楚，手不离杖，做事一丝不苟。
张奚若是一位可圈可点的教授，西南联大正是拥有这样的大学者，才能称之为“大”——大学之“大”，大师之“大”。如果没有这些个性独特的教授，“大”就无从体现。这位连蒋介石都敢骂的教授，为中国的自由和民主引领了时代风骚。张奚若(1889~1973)，原名熙若，陕西朝邑(今属大荔)人，现代政治学家，西方政治思想史学者。
在易社强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一幅张奚若的精神素描和生活肖像。他写道:
张(奚若)堪称礼貌得体沉稳谨慎的楷模，总是隐忍克制，总是字斟句酌。有个观察者写道，他的嘴就像北平紫禁城的城门，“似乎永远是紧闭的”。有位同事回忆，他是条“硬汉”。然而，他演讲时，温文尔雅，机智幽默，极富魅力。在“西方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学概论”课堂上，他狡黠地故作无意发表风趣的评论，然后继续他的讲演，好像没听到学生们的笑声。
称张奚若为“硬汉”，不是联大时期张的同事，而是张的朋友——诗人徐志摩。徐志摩非常欣赏张奚若的个性，他认为:“奚若这位先生……是个‘硬’人。他是一块岩石，还是一块长满着苍苔的(岩石)”。“他的身体是硬的”，“他的品行是硬的”，“他的意志，不用说，更是硬的”，“他的说话也是硬的，直挺挺的几段，直挺挺的几句，有时这直挺挺中也有一种异样的妩媚，像张飞与牛皋那味道。”
这个“硬汉”怎样给学生上课呢？张奚若在清华大学任教时，也在北大兼职授课。有一次，他在北大上课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从早上十时一直讲到下午一时左右，然后在下午三点继续讲，直到五点结束。张奚若能包容各种观点，但明显偏爱民主思想。臣服于黑格尔严苛的批判，但他讲授卢梭时充满激情，极富感染力。据何兆武回忆，英译本的马克思《共产党宣言》、列宁《国家与革命》是张奚若指定的必读书。
在西南联大，他任政治系主任，讲授政治学概论、西方政治思想史等课。和吴晗讲课一样，张奚若也经常在课堂里扯闲话，抨击腐败，针砭时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