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查良镛也曾承认，在他的构思中，任我行、东方不败、岳不群、左冷禅，甚至是林平之、向问天、方证大师、冲虚道人、定闲师太、莫大先生、余沧海等人，都不是武林高手，而是政治人物。
查良镛在他的武林小说中，第一次把强烈的政治意识渗透进去，第一次把武林高手当成政治人物来写，主要是因为写这部小说时，适逢国脉危难。
但查良镛认为，《笑傲江湖》并非有意的影射文章，而是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画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若干普遍现象——可能，也正是这个原因，查良镛一反过去的写法，摒弃他最擅长的历史背景和虚构故事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在《笑傲江湖》中没有任何历史背景——正如他所说，“不顾一切地夺取权利，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基本情况，过去几千年是这样，今后几千年恐怕仍是这样。”
不管怎么说，《笑傲江湖》毕竟与查良镛过去的武侠小说已明显不同，它是一部政治寓言，更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
写完《笑傲江湖》之后，查良镛又于1969年10月开始撰写另外一部武侠小说《鹿鼎记》。如果说，查良镛写《笑傲江湖》，是以江湖上的权力之争暗喻政治生活中的争权夺利，那么到《鹿鼎记》，侧是赤裸裸地描写政治生活——清朝康熙皇帝时期的政治生活。
查良镛在这部小说中，不再突出武林人物，不再渲染“武林至尊”的意识，而是强调”无剑胜有剑”的武侠观点。所以，小说的主角不再是武功高强的英雄好汉，而是只会绣腿花拳、擅长花言巧语的小家伙——韦小宝。
韦小宝不擅武功，但他深得“无剑胜有剑”的妙谛。他擅长另一种武功——玩弄手段和权术，这有如一把无形的“剑”，它比武林高手的“倚天剑”不知要厉害多少倍。所以，韦小宝能够在社会中立足，能够从妓院中走向宫庭，能够得宠于皇帝——这远非那些武林高手所能及。
韦小宝在社会中打滚的绝招是:“花花轿子人抬人”。他会耍嘴皮子，善于溜须拍马，擅于随机应变，满肚子诡计阴谋。如果说那些武林高手的功夫是“硬”功夫，而韦小宝的却是“软”功夫，结果是“硬”不敌“软”，所以韦小宝成功，仕途、情场双双得意——而那些一等的武林高手，在《鹿鼎记》中全都成为他的陪衬、他的点缀。
查良镛对韦小宝这个小家伙情有独钟。他说，《鹿鼎记》写了几段，他就开始把韦小宝当成好朋友，因为他虽然不学无术、粗俗无文、溜须拍马、诡计多端，但他忠于朋友、讲义气……
韦小宝完全不懂武功，查良镛却把他当作一部武侠小说的主角，是因为要突破武侠小说的传统模式，让武侠小说进入“无剑胜有剑”的新境界，并突出武侠小说的政治内容和政治主题。
而《鹿鼎记》的主题，明显的，就是通过写韦小宝的仕途之路，以及康熙皇帝与韦小宝的君臣关系，开中国几千年历史的玩笑，表现出中国“国民性的悲剧”与“文化的悲剧”。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鹿鼎记》突破了江湖恩怨、武林争霸的传统武侠小说模式。由于把韦小宝这个小家伙当作第一主角，所以很多人认为《鹿鼎记》不像是武侠小说，也 不像是查良镛所写。
《鹿鼎记》连载没多久，就不断有读者来信问查良镛:“《鹿鼎记》是不是别人代写？”
读者这样问，是查良镛意料之中的事，因为他一开始就刻意突破“自己的风格与形式，要尽可能尝试一些新的创造”。
但查良锒的这种尝试是否成功呢？
对此，有弹有赞，众说纷纭。但大多数的人都认为《鹿鼎记》乃查良镛最好的武侠小说，是武侠小说的最高境界。
《鹿鼎记》是在查良镛众多的武侠小说中，争议最多的一部。查良镛的新尝试成功与否，见仁见智，但有一点是公认的，那就是它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武侠小说。
查良镛做出这样全新的尝试，是读者始料不到的；更使读者意想不到的是，当他们还在对《鹿鼎记》议论纷纷的时候，查良镛却在1972年底公开宣布封笔: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鹿鼎记》是我最后的一部武侠小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