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和杂文带有相当强的时效性，在当时他几乎天天写专栏，这些专栏文章针贬时事，体察民情，观察世故，都有一种尖刻幽默风趣在其中，读来让人趣味盎然又痛定思痛。不要以为柏杨都是怒目张飞，其实他还时常写女性，写得妙趣橫生。关于女性审美，柏杨的论述常常出人意料，很难设想他一个历经风雨的人会对女性审美有如此见地，其中谈到女性的装束、女性的美容、妇性的身体乃至于肌肤，更细致的谈到女性旗袍开叉、高跟鞋的误区、使用文胸的效果，肤如凝脂的种种谬说……等等，这些读来无不令人忍俊不禁。柏杨的谈论当然不是描述性，他更侧重于揭示这些现象背后的社会文化，特别是男女构成的矛盾有关系。关于女性的情感，柏杨着重在探究女性的爱恋婚姻所表现出的种种现象，这部分可以说相当吸引人，它不是泛泛之论，几乎都是由精彩的小故事构成，对人和事进行具体生动的叙述，从中引申出对传统价值观和流行的社会风气进行分析评判，柏杨往往能够一针见血点到要害。他尤为注重揭示女性在婚姻中的弱势地位，这种地位经常促使女性采取不恰当的方式进行自我保护，结果总是事与愿违。读起来象是一组黑色幽默小说。对女性心理分析其实涵盖了女性生活的多方面内容，这些心理多半是成问题的，于是成为柏杨笔下揶揄的对象。例如，关于处女心理，这是中国文化长期形成的一种奇怪心理，但西方也同样有些奇怪的心理情结，看来是男权占据统治地位的人类社会中设想出来对妇女的压迫与歧视招数，但偏偏妇女就与男性合作来加强这种偏见。对某些奇特的女性心理，例如，老夫少妻，这在中国古代不算什么新鲜事，柏杨关注的是在现代文明发达的当今社会，年轻女性为何喜欢成熟乃年长的男性，柏杨居然分析出七点理由，这些理由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条条是道，令人拍案叫绝。柏杨有着非常好的古典文学和历史修养，他的渊博是公认的。在他论述女性的这些文章中，不少就信手拈来古代的典故传奇，说起古代的女子，古代的那些婚恋奇事，柏杨说得照样趣味盎然，既针贬旧弊，又发人深省。
仔细阅读柏杨的文章，不难发现，柏杨也不是一味嘲笑讥讽女性，在他的言说中始终贯穿着平等尊严的思想，而男女平等是他女性批判中的根本立场和价值追寻。他激中火力攻击的主要是男尊女卑的思想，这就切中了存在于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中的顽固病症。就是到了20世纪中后期，也依然存在种种性别歧视。柏杨对这类现象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对大男权主义的批判，令人惊异地与女权主义者如出一辙。在女权主义者看来，男权主义就是集权主义的根基；在柏杨的批判中，集权主义就是男权主义的延伸。女权主义者是把性别政治化；而柏杨则是把政治世俗化。集权主义的本质就存在于日常生活的本性中，日常生活中就压迫处在弱势的女人，在社会统治中，当然也就压迫弱势的平民百姓。正是在日常伦理中存在的异化，构成了专制集权的最牢固的根基。柏杨没有从理论上和逻辑上揭示它们内在的关系，他总是在批驳这些男女性别压迫中，例如，封建帝王在后宫的荒淫与专制，来批判封建社会的专制，由此也自然隐喻式地批判了现代和当代的专制集权。对于柏杨来说，专制集权不只是政治问题，更重要的是文化问题。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古老的文化来说尤其如此。
柏杨的杂文的内容极其丰富，既不是这则短文所能概括，也不是理论表述所能涵盖的。柏杨的杂文主要是放置在世俗文化批判的框架内来展开的，他要改变的是国民性，而不是政治信仰；他要革除的是文化陋习，而不是社会制度；他要强化的是民众的道德操守，而不是条条框框的法制观念。但这并不等于柏杨反对所有后者的建设，而是所有政治信仰、社会制度与法制观念的改革建设，都必须以前者为基础，为先导。如果没有前者，后者就只是无本之本，无源之水。这正是柏杨作为一个现代性文化批判者所独具的思路，也是我们在今天看来，他持续这么多年的批判尤为显得难能可贵之处。
作为一个激烈的世俗社会的批判者，柏杨恰恰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怀抱着深远的理想，怀抱着提升中国文明的最真诚的愿望，愤世嫉俗，嫉恶如仇，从不姑息，决不手软。这一切都源于他的坦诚与彻底。“中国人有这麽多丑陋面，只有中国人才能改造中国人。……中国人的苦难是多方面的，必须每一个人都要觉醒。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好的鉴赏家，我们就能鉴赏自己，鉴赏朋友，鉴赏国家领导人物。这是中国人目前应该走的一条路，也是唯一的一条路。”在《丑陋的中国人》结尾，柏杨如是说。今日听来，依然振聋发聩。自从1960年5月在《自立晚报》上写专栏起，迄今已近半个世纪，看看历史的巨大变化，柏杨所指陈的那些文化病症，并未销声匿迹，有些依然顽固，有些变本加厉，柏杨的意义无限深远矣！我不敢说柏杨的精神不死那样的大话，但我敢说柏杨的文章不死！（陈晓明博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