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职
05.1947年，南京国民革命遗族学校校园内景。1928年，国民政府在南京中山门外卫岗55号，创建了国民革命遗族学校，用来收容和培养北伐战争中阵亡者的子女和亲属，学校董事会由蔡元培、宋庆龄、宋美龄、何应钦等九人组成，名誉校长为宋庆龄、校长为宋美龄。资料图片
1934年3月，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一家在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寓所前留影，右为其秘书许寿堂。秦风/资料图片
5月9日，蔡元培剃去长须悄然离京，辞去北大校长之职，在《晨报》上给留下了一句话：杀君马者道旁儿。事实上，蔡元培已身心疲惫，他看清了在整个事件的漩涡中，自己都是被动不自由的。“不但为校务的困难，实因校务以外，常常有许多不相干的缠绕，度一种旁苦而无功的生活”。
他先到天津，再到上海，最后悄然抵达杭州，寓寄从弟临湖依山之居，后又借寓西湖杨庄。他希望能像传统文人雅士那样，归隐西湖，息心听林，温习德法文，准备翻译一部《西洋美术史》或若干美学名著，决意不再回北大。
然而，北大学生却认为蔡校长乃被逼离京，轰然而起学潮，5月19日北京各校罢课请愿，力促政府迎还蔡元培，惩办亲日官员曹、陆、章等人。全国各地学生迅即响应，事情再次闹大。北大学生学生领袖之一的张国焘带队组成“南下代表团”，劝请蔡校长回校主持校政。其他方面“劝回”代表也纷至沓来。
虽经多方敦请，蔡元培仍不肯回北大。6月15日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称校长一职须承仰上级官僚鼻息，自己从1916年12月26日接到任命至今，已忍煎受熬两年半，决不愿再尝滋味。蔡元培还在宣言中说：“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校长”，对邀请其返校者答以“谨谢不敏”。同时，他在其他场合说自己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学潮。学生示威游行，反对接受凡尔赛和约及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乃是出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另一方面，他也敏锐地意识到北大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学生尝到了权力的滋味，为胜利而陶醉，欲望会越来越高，自我约束力则越来越松懈。
洪水
最后，迫于北大不能没有校长这一现实问题，7月14日，蔡元培与三十四岁的留美教育学博士蒋梦麟面商，请其代表自己到校顶职办差。
果如蔡元培所料，“五四”胜利之后，学生竟取代学校当局，执行起决定聘请或解聘教员的权力来，一旦所求不遂，辄搬出罢课闹事相要挟。教员如束以纪律或考试上要求严格一点，也马上遭罢课反对，罢课成为学生手中威胁校方与教师的法宝。而且，学生还提出一系列极其过分的要求，如要求学校发放春假津贴以补贴旅行费用，学生活动的经费也要学校补贴，免费发给讲义等等。蒋梦麟描述道：“他们沉醉于权力，自私到极点。有人一提到‘校规’，他们就会瞪起眼睛，噘起嘴巴，咬牙切齿，随时预备揍人。”
此时的北大，长幼全无，规矩尽失，当年不过二十六岁的梁漱溟也觉察到学生中有些人的自私，对道德规范的败落导致青年任意而为、率性而行感到失望，“我们没有法律、司法的意念，这是我们民族的弊病”。
蒋梦麟虽然代行职事，但许多校内纠纷非蔡元培亲往而不能处理，迭经函电交驰敦请，蔡元培只得于9月10日离杭启程，12日抵京，重进北大执掌校政。
1920年冬，蔡元培奉派赴欧美考察教育。就在他出国期间，北洋政府久欠教育经费，各校教职员向政府请愿，反遭警卫殴打，老师们宣布罢教，各校学生起而声援，牵延数月，最后北洋政府答应补发欠薪，表示歉意，各校始复课。蔡元培回国后，对教师罢教大不以为然，召集北大教职员痛责：学校教育青年不要轻率闹事罢学，教职员应为学生模范，岂可因索薪罢教，贻误后生。他坚决要求教师将罢教期间的薪水交出归公，得到教职员的附议。此后，北大再未发生教职员罢教之事。
1922年10月，北大教务会议通过一项议案，因讲义印刷需要费用，规定需要讲义的学生必须先购讲义券，然后才可得到讲义。每学期每门课收入讲义费一元，平均每学期每位学生负担不过六、七元。数百学生马上集合示威，反对此项规定，包围蒋梦麟总务长，要求收回成命。
蔡元培闻讯，立即赶到现场，告谕学生必须服从学校规定。多数学生散去，但仍有一些示威学生不予理睬，鼓噪叫嚣，涌进教室和办公室，要找主张这条“可恶规定”的人算账。蔡元培气愤极了，说有关讲义费的规定由他一人单独负责。他的袖子高高卷到肘部以上，两只拳头不断地在空中晃：“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哪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往日驯如绵羊静如处子的谦谦蔡氏，被激怒了。学生在校长面前围成半圆形，校长向他们逼近几步，他们就往后退几步。
学生与围观者渐渐散去，蔡元培回到办公室。可门外仍旧聚着五十名左右的学生，坚持要求取消讲义费，走廊上挤满了好奇的围观者，事情成了僵局。教务长顾孟余出来打圆场，答应考虑延期收费，这才算将事情解决，平息了这场著名的“讲义费风潮”。蔡元培在自述中将这一事件称之为“十八日少数学生暴动”。这次事件，让蔡元培彻底对运动后的学生们失望了。
在清华，“五四”后也频起风潮，张煜全、金邦正两位校长接连被学生列队“欢送”离校，其后的罗忠诒则根本未敢到差就被学生驱逐了。清华学子梁实秋后来评述：“罢课次数太多，一快到暑假就要罢课。罢课这个武器用得次数太多反而失去同情则确是事实。人多势众的时候往往是不讲理的。”学生会每逢到了五六月的时候，总要闹闹罢课，不管理由是否充分，只要激昂慷慨一番，总会通过。罢课曾经是赢得伟大胜利的手段，到后来成了惹人讨厌的荒唐行为。
1923年1月17日，因为“罗文干案”。蔡元培彻底辞去了北大校长的职务，并发表《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
而事实上，对于中国的未来，蔡元培早在1920年初，就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洪水与猛兽》说，新思潮好比洪水，军阀好比猛兽，以为中国现状可算是洪水与猛兽斗，“要是有人能把猛兽驯服了，来帮同疏导洪水，那中国就立刻太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