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回避往事和感情生活
过去的事就没有必要写吗？
现实从来就是历史的延续，对往事的审视、反思，正是为了更好地把握现实，作为作家的陈沂先生，回忆鲁迅也好，写自己的生活回忆也好，不也是过去的事吗？缘何别人就不能去写？何况，我那篇《纪实，还是编造？》，是对一篇新近发表的杜撰的“纪实文章”有感而发，既有史料又有新闻性，这一点，稍稍具备文学与新闻常识的人大概都会明白，为何一位文坛前辈反倒读不明白呢？
当然，现实中的人，很难对历史人物做出十分准确的评说。但力求通过客观的、言之有据的叙述，来勾画历史的轨迹，总是作者的愿望。不做简单的是与非的评判，为人们描绘史料中呈现出的性格和有意味的话题，这便是我写作时所想达到的目的。对于沈从文丁玲这类一生经历过一次次大起大落的文人，不管从哪种角度审视，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并能给予人们以启迪。从某种意义上说，阅读一两个文人的生活也就是在阅读历史。对他们的情绪、品行、性格的了解，也就是在审视文人丰富多采的层面。这样的过去的事情为何不值得写呢？
至于说到革命者的感情生活，就更没有理由说不能写。我们看到，任何描写革命家的传记，都不可避免要写到他们个人的感情生活，没有这方面的真实描写，人物形象就很难说是完整、全面和丰富的。写好历史人物的感情生活，无疑是传记写作不可缺少的内容，而且显然是天经地义、不言而喻的。丁玲是革命者，更是一个作家，凡是研究她的人，难到能避开其感情生活吗？写革命者而不涉及其感情生活，这样的作品恐怕只有从文革期间的八个样板戏里去寻找。
就在我的《纪实，还是编造？》被腰斩之后，“笔会”发表了陈沂先生60年代写给妻子的信。过去的信，自然是谈过去的事情；夫妻间的私下通信，自然也属于个人感情生活范畴；陈沂先生参加革命多年，也算革命者吧，那么，令人纳闷的是，这些信怎么就可以发表，而写沈从文与丁玲的文章就不能发表？百思不得其解。如果按照陈沂先生的理由来解释的话，要么写信者不是革命者，可以不在限制其列，要么信中所表现的不只是个人情感，而是文件、社论之类的大道理。可我反复读这些信，从署名的爱称，到所谈内容，无论如何只能说是个人之间的通信，而非其它。
陈明与张兆和
至于陈沂先生所说陈明先生会告报社一事，这恐怕是他自己的臆想。多年来，我与陈明先生有良好关系，我很尊敬他，在研究沈从文与丁玲的一课题的过程中，我先后多次采访他，得到他的热情帮助，并为此提供了不少资料。文章写出后，也请他审阅过，他对之没有任何异议，而是加以鼓励，还提供新的线索建议我进一步研究下去。
去年10月9日晚上，得知《纪实，还是编造？》一文第二天将被腰斩时，我去陈明先生家，他当着我的面亲自打电话给《文汇报》值班总编辑，表明了他的态度。他告诉那位总编辑说：他赞同我的文章观点，而且还感谢我出来批驳小报上编造的所谓沈从文与丁玲的“桃色故事”。陈明先生当时还对我说，他遇到陈沂先生时，会将这一意见告知，以避免一些误会。
从八十年代初，我就和沈从文夫妇开始往来，撰写过一些关于他的文章，也收集过一些他的资料。他去世后，我仍然常常去看望张兆和老人，我的这一研究课题，同样得到她的支持和帮助。在得知陈沂先生出面干涉拙文的发表时，她感到意外，也表示出不满、气愤和无奈。从她那里我才知道，早在三十年代初，陈沂先生和她曾是上海公学的同班同学，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在很长时间里，陈沂先生一直与她有联系，但她没有想到，现在他会以这种方式出面阻止关于沈从文与丁玲文章的发表。
因此，陈沂先生所说有关家属会有意见，只能说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而所谓“革命作家，怎么能写那些个人感情的事情”，无非是“以革命的名义……”而已。
格调不高吗？
陈沂先生说我的文章格调不高，我不知是对我的所有作品而言，还是主要针对关于沈从文与丁玲的文章而言。本人从事传记写作和随笔创作多年，由于学识、思想、功底诸因素，作品肯定还存在不少缺陷，但唯一可以引以为安慰的是坚持了严肃、认真的态度。至于所写的关于沈从文与丁玲的作品，我所遵循的原则，就是以严谨的文风来描述历史，描述时代背景下文人的性格，以及他们的恩怨沧桑。我予以批评的正是某些作品中存在的态度不严肃、笔调庸俗的问题，读过拙文的读者，完全可以自己做出客观判断。
好在《沈从文与丁玲》在《新民晚报》上一共发表了50多回，全文也即将结集出版；好在《文汇报》“笔会”编辑的《感受那片森林－－－笔会文萃1996》最近已由文汇出版社出版，其中也将《纪实，还是编造？》一文全文选入。那么，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一读，看看拙文是否如陈沂先生所说的“格调不高”而不应该发表？
需要的是平等对话
莫名其妙被“腰斩”的滋味是苦涩的。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想最好的就是用公开发表文章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态度。70多年前，郁达夫看到文学青年沈从文生活艰难，愤而发表《致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以激烈的情绪为沈从文呼吁。开始我本来想借鉴一下，以《致陈沂先生的公开状》为本文的题目。后来想，这样不免火气太甚，也并非我的初衷。我唯一的希望是，陈沂先生若是真正爱护一个青年作家的话，可以以一个老作家的身份出来公开写文章，对我的关于沈从文与丁玲的文章以及所有作品发表说理的批评。对于陈沂先生一切客观公正、严肃认真的批评，我将洗耳恭听并努力改进。
客观、真实、平等、说理，这才是当今文坛真正需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