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进沼泽地
多年来我主要研究现代文人，沈从文、丁玲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自然也在我的视野之内。他们的交往、友谊，乃至后来的矛盾，我想，是不仅仅属于个人恩怨方面的故事，而是可以作为历史沧桑中文人性格的写照。在写关于沈从文与丁玲的文章时，我想尽量达到的也是这一目的，即真实、客观、冷静地写出历史人物的丰富性、复杂性。所以，我的主要着眼点并不在于个人之间的情感纠葛，而是尽可能地全面地展现历史，同时对混淆视听的一些文章也可以起到矫正作用。
从20年代相识，到80年代相继去世，沈从文和丁玲的交往，经历了友好、冷淡、隔膜、攻击等不同阶段，他们的人生观念和生活的喜怒哀乐，是随着中国政治历史的变迁而不断变幻场景和色彩。他们的人生是一部大的交响乐，相互的恩怨自然是密不可分的乐章，哪怕它最后发出不和谐的声音。惟其不和谐，更显其复杂和重要。惟其重要，才诱惑人们去聆听，去欣赏，于欣赏之中，更深切地了解他们，感悟各自的性格。这便是我之所以对这个题目产生兴趣并进行研究的原因。
但没想到，半年之内，我所写的两篇关于沈从文与丁玲的文章，先后都遭遇到“腰斩”的命运。一次是在1996年10月的《文汇报》，一次是在1997年6月的《新民晚报》。令人诧异而不解的是，导致腰斩的是与沈从文、丁玲都相识的文坛前辈陈沂先生。
作品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腰斩，这是我开始发表作品以来十多年间从未遇到的事情，而被腰斩的原因和陈沂先生所采取的干预的方式，又是那么莫名其妙令人费解。乾坤朗朗，谁能料想风波突起？我不由得颇有一种吃文字饭有如走钢丝绳的感觉，你说不准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因为什么极微妙的原因就跌将下来，掉进沼泽地里。
苦涩的“腰斩”滋味。
两次腰斩
去年，先后在多家报纸上读到转载的一篇《沈从文与丁玲的情缘》，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我认为这是一篇编造的虚假纪实。特别拙劣的是,作者极不负责地将两人之间的交往改写成一个桃色故事，这显然是历史题材纪实作品创作所不能允许的。因此，我在进一步采访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丁玲的丈夫陈明的基础上，写出长文《纪实，还是编造？》予以反驳与澄清。文章由《文汇报》“笔会”准备分两次发表。1996年10月9日发表上半部分，文后注明“未完待续”，“笔会”准备第二天刊载后半部分。
然而，意想不到的麻烦来了。居住在上海的陈沂先生，在读到拙文之后，当即通过各种途径、用一般读者所难以具有的影响力，制止了下半部分文章的发表。对停发拙文报纸上没有任何交代说明，“未完待续”便永远悬挂在那里让热心的读者去想、去猜疑。本人从事报纸工作多年，对现代报刊史也略有了解，以往似乎还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情况。
同样的情况今年又重演。我撰写的《沈从文与丁玲》自1997年4月底开始在《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上连载。在这篇长篇纪实中，我根据自己的研究和考证，详细地描述了在时代大背景下两个不同性格的文人的命运、成就和他们之间的友谊、矛盾，发表之后，颇受到一些热心读者和文坛前辈的关注和好评。然而，在连载刊出二十多期后，陈沂先生又看到了拙著，并再一次表现出对鄙人作品的超乎寻常的关注，依然发挥别人难以具有的影响力，三番五次指责报社，要求马上停载，并威胁说若不停载他将如何如何。其间经过报社多次交涉，本人也破天荒地给报社和陈沂先生去函，表明态度，希望考虑作品的完整性和对读者负责的态度，不要“腰斩”。但是，商量仍然无效，最终连载还是夭折，所写内容到1949年即告中止。这样，最为重要的沈从文与丁玲文革前后的关系发展，晚年友谊的突然破裂，彼此逝世后留给文坛的话题等等内容，无缘与读者见面。一部完整的作品，就这样又一次被腰斩。
奇怪的理由
我与陈沂先生素未谋面，八十年代初读朱正先生的一篇文章，才对他有所了解。在那篇文章中，朱正先生经过严谨考证，认为陈沂先生回忆鲁迅的一篇文章存在着基本事实的错误，因为当年鲁迅到北平来，不可能像陈沂先生所回忆的那样，与身为北平左联成员的陈沂有过私下来往，更不可能以左联领导人的身份对他做出指示。看过也就看过，我并没有在意。因为我知道，文坛回忆录中出现误差是难免的。只是，我完全没有想到，十多年后，陈沂先生会以一种特殊方式两度干涉我的作品发表。
一个读者对一篇作品表示不满，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也是他的神圣权利。问题是，他完全可以写文章公开发表予以辨析(如同朱正先生所做的那样)，甚至予以批评。陈沂先生在三十年代就参加了左联活动，也可称作为文坛前辈，想必写这样的文章是轻车熟路，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借用行政干预的手段。
据说陈沂先生第一次要求“腰斩”拙文的理由有三：1，沈从文与丁玲的事情都是过去的事还写它干什么？2，丁玲的丈夫陈明还活着，会告你们报社。3，李辉的文章格调不高。今年第二次要求“腰斩”拙文时，理由是：丁玲是革命者，为什么还要写她当年的感情生活？
理由似乎很堂皇，其实很奇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