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逝世，周恩来动情地说：陈辞修是爱国的人，他坚决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
从１９４９年陈诚离开大陆到１９６５年陈诚在台湾病逝，周恩来始终关注着陈诚在台湾的情况。陈诚到台湾以后，曾就任过蒋介石的副手，出任过“副总统”和“行政院长”。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毛泽东提出“一纲四目”的对台工作指示。“一纲”是：如果台湾可以回归祖国，其他一切问题都可以按蒋介石和陈诚的意见研究解决。“四目”是：一、台湾回归祖国以后，除外交问题必须要由中央决定之外，其余军政和人事安排可根据台湾方面的意见办理；二、台湾如果建设费用不足，中央财政可以下拨；三、台湾的社会变革可根据台湾方面的意见研究拟定并付诸实施；四、大陆和台湾均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的团结之事。
１９６３年，周恩来请来与陈诚有旧的国民党起义将领傅作义、张治中共同商议如何给陈诚写一封信，以便向陈诚转达毛泽东的几点指示。最后，傅作义、张治中两人以个人名义致函陈诚，期盼他能够顺应时代潮流，早日为海峡两岸的统一大业做出力所能及的工作。遗憾的是，就在傅作义、张治中两人的联名信送到台湾不久，陈诚身染重病。开始，陈诚只是严重腹泻，但很快被诊断为肝癌。
１９６５年２月下旬，陈诚的病情急转直下，国民党不得已在报上公布了陈诚的病况。３月３日清晨，陈诚终于从长久的昏迷之中清醒过来。他在床上依次把亲人打量一番，最后把目光投向了长子陈履安。此时，陈履安知道父亲的最后时刻为期不远，也明白父亲向他索要笔墨的意思。父亲显然要留下一份遗嘱！在场的陈家子女和医生护士，都悄悄退到屏风背后。当病房里只剩下长子陈履安时，陈诚才开始口授遗嘱：
一、希望同志们一心一德，在总裁领导之下，完成国民革命大业；
二、不要消极，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军民共此患难；
三、党存俱存，务求内部团结，前途大有可为。
这份言简意赅的遗嘱在陈诚去世以后公布出来，曾经引起一些人的质疑。因为在这份遗嘱中，陈诚竟然对当时流行的“反攻大陆”和“光复大陆”只字未提。究竟是陈诚病中的疏忽，还是他的成熟意见？不过，像陈诚这样一生处事谨慎、精明周到的政治人物，他亲口授人所记下的遗嘱，绝对是他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可诉诸纸面的。
陈诚当时病情严重，但是他的头脑是清醒的。对于退守台湾的国民党与隔海相望的共产党，陈诚显然有着自己的政治观点。陈诚病逝以后，台湾国民党当局在发表陈诚这份遗嘱之前，曾经征询过陈诚的夫人谭祥的意见：由于“陈副总统”的身份非同一般，所以他的遗嘱中不提“反共”和“反攻大陆”显然有违党国现在的宣传大计，最好对“陈副总统”的遗嘱进行一番修改才好！可是，谭祥知道，陈诚的遗嘱是他在生命最后时刻，经过深思熟虑后的肺腑之言。谭祥对前来官邸征询意见的官员表示：“辞修的遗嘱如果一定要发表，就只能按照他生前的口授原件，如果感到这样公布不合时宜，也可以不发表。不过要发表就只能如此了！”后来，有人把谭祥的这一意见向蒋介石作了报告，尽管蒋介石对陈诚的遗嘱有所保留，但他最后还是批准：“照原件发表公布！”周恩来获悉陈诚病逝的消息后，虽然没有在公开场合表示任何态度。但就在这一年的夏天，周恩来前往上海迎接从海外归来的李宗仁时，在虹桥机场候机厅休息室里，面对陈毅、叶剑英以及上海市委的陈丕显、曹荻秋和一些著名民主人士，即席讲了一段颇有深意的话。其中，周恩来就讲到几个月前在台湾病逝的陈诚。周恩来十分动情地说：“陈辞修是爱国的人，他坚决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可惜他身体不好……他临终时留有遗嘱。台湾当局要修改发表，他夫人反对，说要动就不发表，要发表必须原文。”“陈辞修是爱国的人”，周恩来虽然只是一句话，却可为他们的黄埔情画上圆满的句号，同时也为陈诚盖棺论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