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第二次合作，身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的陈诚，力邀周恩来出任副部长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爆发。不久，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１９３８年，陈诚出任武汉卫戍总司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等职，驻守武汉三镇；而周恩来这时正担任着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陈诚在上海失陷之前，曾经以第三战区左翼作战军总司令和第三战区前敌总司令的双重身份，亲临前线指挥数次重大战役。淞沪战事结束后，陈诚随国民党军撤退到武汉。这一时期，蒋介石虽然率领国民政府迁到重庆，可是陈诚却一直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留守在武汉。此时，身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的陈诚想起了早年在黄埔军校时结识的周恩来，决定力邀这位中共要人参加政治部的领导工作。经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获准出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
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直接领导第三厅的工作。第三厅厅长是郭沫若，主要负责抗战宣传。在武汉负责抗战宣传的大多是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如田汉、洪深等，这些人都是由周恩来和郭沫若提名，陈诚任命的。在周恩来和郭沫若领导第三厅期间，他们不仅有效地组织了日本反战同盟，还组织了一些与抗战相关的战地剧团。例如当时在中南地区颇有影响的夏声剧社等，就是这一期间最活跃的演出团体。陈诚虽然身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可是他对周恩来却十分敬重。陈诚经常关注周恩来的食宿，派身边侍卫负责周恩来在武汉的安全。
凡是周恩来公开露面的时候，陈诚一般都会陪同出席，有时在前线也要赶回来。例如在政治部举行“总理纪念周”的时候，陈诚当时在前线，每次他听说周恩来参加，都要从前线赶回武汉。同样，凡是陈诚主持的“总理纪念周”，周恩来也必到会。那时的情况是，讲台上无固定的座位，仅主持人站在台上讲话，与会者一律站在台下倾听。周恩来、郭沫若等则站在第一排。“总理纪念周”有一套固定的仪式，开始时要唱国民党党歌，然后再齐声诵读《总理遗嘱》，结束之前还要齐声诵读国民党《党员十二守则》。
这种仪式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有些强人所难。但由于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只能够以迟到或早退的办法，竭力避免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他每次参加纪念周时都要等读完《总理遗嘱》之后才进来，然后站到第一排中间。但迟到容易，早退就有些困难了。不过周恩来仍然有办法解决这一难题。每当陈诚讲话快要结束时，周恩来就会以抬腕看手表的方式提醒台上的陈诚。如果陈诚看到这个动作，便立即结束讲话，交代其他人继续主持并诵读《党员十二守则》。陈诚走下台后，陪同周恩来走出会场，然后又同车离开。陈诚这样做，主要是为周恩来考虑。如果陈诚当时没注意到周恩来抬腕看手表的动作，那么周恩来就会开口提醒陈诚说：辞修，时间差不多了。或者说：辞修，我们该到某某地方了。他这么一提醒，陈诚就会马上终止讲话，走下台来，两人一起走出会场。
１９３８年５月，世界学联代表团来到了战时的武汉，他们是为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战而来的。周恩来和陈诚对此十分重视。在周恩来和陈诚的主持号召下，武汉各界三次召开盛大欢迎集会。在其中的一次欢迎活动中，险些发生意外。那天，陈诚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的身份，与副部长周恩来、黄琪翔和第二厅厅长康泽、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等，出席在汉口中山路由汉口商会主持的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大会。周恩来走上主席台，发表讲演，代表全中国人民对世界学联代表团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表示欢迎。同时也对国际友人热爱和平、反对侵略和支持中华民族抗战表示感谢。当周恩来在讲演中说世界人民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支持，将极大鼓舞中国人民把伟大的抗日战争坚持到底时，会场上响起雷鸣般的掌声。然而，当周恩来讲到中国当时的抗战形势，尤其是谈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抗战初期以首战平型关震惊世界的时候，会场上秩序大乱，一些人开始吹口哨或发出阵阵唏嘘声。
面对台下的骚动，周恩来神情冷峻，而坐在台下的陈诚则很紧张，担心那些人搅乱了周恩来的讲演。于是，陈诚向坐在一旁的副部长黄琪翔递了一个眼神，示意他出面制止。黄琪翔快步来到台上，他站在周恩来身边，挥手向台下大声说：“台下是什么人捣乱？现在全国人民都在团结抗战，你们怎么还敢在这里捣乱？不愿意听的，请马上都给我出去！”黄琪翔的讲话起到了震慑作用，刚才还骚动的会场立刻安静下来，周恩来得以继续讲演下去。当时虽然是国共合作期间，可是也有一些国民党的消极势力暗中作对，例如当时出任第二厅厅长的康泽，他本人就是主管“民众组训”工作的。此次集会发生这种意外，与康泽有着很大关系，然而康泽竟然对场上闹事不闻不问。如果不是陈诚派黄琪翔出面平息骚动，很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