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最后一个晚上，央视的元旦文艺晚会上，人们听到了三首熟悉的诗歌，分别是艾青的《迎接一个明日的春天》、汪国真的《热爱生命》和食指的《相信未来》。三首串场的诗歌连缀起1978年到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及21世纪后三段历史时期。上世纪90年代，诗歌的火红年代，汪国真是一个炙手可热的名字，承载着一代人的集体记忆。追忆那一段青春岁月，不得不提到汪国真和他的诗歌。
不久前，汪国真又多了一个新身份:暨南大学兼职教授。在他北京的家中,他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还给记者展示了近年“收集”的盗版汪国真诗集，几十本盗版书摆满了一张长沙发。2008年汪国真出了两本书，但当年随机收集到的盗版书就有四种。“盗版比正版更能说明问题，从另一个侧面证实我诗歌的生命力和传播力非常旺盛。”跟其他作者不一样，他对盗版书没有很气愤的感觉。他说:“连续19年被盗版，说明现在诗歌仍然有很多读者，也说明我的诗歌还有很多人看。据我所知，中国的诗人中我是唯一被盗版19年的。”
当了7年铣工，人生目标曾是八级工
1978年，22岁的汪国真以初中文凭考上暨南大学中文系，按当时国家规定，他可以带着工资上学。之前，他从1971年初中毕业开始在北京第三光学仪器厂当了7年铣工，那时他的人生目标是成为八级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他的整个人生前景，在22岁的时候，已经完全可以预见了。
童年时的汪国真并没有对文学表现出特别的兴趣。“我是一个爱好比较广泛的人，父母是搞教育的，父亲毕业于厦门大学，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教我背古诗词，所以我初中学历也能考上大学，有一定的家庭渊源。”
对于长达7年的工人生涯，汪国真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了解这个社会，做事注重实际，没有那么多的书生气。
“所以我做事情基本上做一件成一件，写诗写出一个现象来，写书法写成国礼，画画荣宝斋能够让我办画展，做音乐有很多地方投资做我的专辑。我跟一般写诗的人不一样，他们异想天开，我没有太多异想天开、一厢情愿。”汪国真说，“为什么有些知识分子做事情总做不成？就是因为不注意将自己的所学融会贯通，与实际相结合起来。”
有同学这样评价汪国真:就是什么都来得快，接受能力强。从北京至广州，初来乍到的汪国真完全听不懂“白话”，不过一个月后，有个同学大吃一惊，发现他用粤语在跟香港同学聊天。
走上文学道路是偶然的，从家里对他的要求，以及自己最早的志向，实际上不是想学文科，而是往理工科方向发展。但是由于没有上过高中，高中的数理化对他来说是一片空白。“逼不得已上了文科，虽然不是完全对文科没有兴趣，但实际上从文是一个无奈之举，考文科对我来说把握比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