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我因“文革”中被错定为“现行反革命”的问题而去北京上访，住在总政西直门招待所。住下后，我一边等待解决问题，一边四处打电话，寻找我的老战友迟浩田。“文革”中，由于各种原因我和他失去了联系，我很想见他，想告诉他我还活着。当我终于找到他后，他马上赶到西直门招待所来看我。一见面，我们就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眼泪一个劲儿地往外涌。坐牢、挨整、关疯人院时，我一滴眼泪都没有掉，可见到我在战场上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时，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我偷偷用手背擦掉眼泪，对迟浩田说:“咱们只谈友谊，不谈政治，我的问题我自己解决。”虽然他当时已是副总参谋长，但我不能给他出难题。他接我到他的办公室，中午又打电话给夫人姜青萍，说老战友来了，让她过来吃饭。姜青萍接到电话，中午一下班就赶了过来，还在路上顺手买了几个小菜。我们中午就在食堂买了两个菜，加上姜青萍捎来的小菜，共三四个菜，食堂打的饭，三个人围在一起，饭菜虽然十分简单，可我们有说有笑，十分开心。办完事，我准备回南京，迟浩田因为公务在身不能来送我，便让姜青萍送我到火车站。她再三解释迟浩田不能来送我的原因。我说:“我知足了，我没白来北京，我的战友还是以前的战友。”
家庭和睦给子女做出榜样
迟浩田、姜青萍夫妇教育子女十分严格，他们从不让孩子们有任何特殊，从不为他们提供任何方便，总是教育他们好好学习科学文化知识，靠自己的本事老老实实工作。他们夫妇有一儿一女，都朴实敬业。
迟浩田的儿子在部队当了几年兵，办理复员时，部队中竟无一人知道他是迟浩田的儿子。后来他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军校，重新穿上军装，走进了军营，成为一名通信兵军官。现在，他在某部通信兵站工作。
迟浩田的女儿当兵复员后，在一家工厂里当普通工人，后来也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的大学，现在一家国营公司当职员。他们的女婿、儿媳也都是一般的工作人员，住公家分配的房子，没有自己的私车。迟浩田夫妇走到哪儿也不带儿女，迟浩田身边的工作人员很多都不认识他们的孩子。
这次我去北京，听说迟浩田是两家人合住一栋房子，我开始不相信，后来去看了一下，他确实同另外一位退下来的副总长住在一栋房子里。他住楼上，那位副总长住楼下。说起这住房来还有一段故事。
开始，那位副总长要求住楼上，而让迟浩田住楼下，因为楼下比楼上面积大很多，出入也方便些。可迟浩田说什么也不干，一定要让那位副总长住在楼下，自己住楼上。迟浩田跟夫人姜青萍商量说:“副总长的年龄大了，他的孩子也多，咱们能不能住楼上，让他住楼下？”姜青萍说:“房子是国家分配给你的，我尊重你的意见。”迟浩田便又去找那位副总长，动员他住楼下。那位副总长还是坚持让迟浩田住楼下，自己住楼上。迟浩田没办法，与夫人姜青萍一起找到房屋管理局，说:“如果副总长不住楼下，我们就搬走，不住这里了。”结果，还是那位副总长让了步，住到了楼下，迟浩田住到了楼上。
楼上房子少，姜青萍就把一儿一女赶到各自的单位去住，只有孙子、外孙住在家里，迟浩田和姜青萍都喜欢孩子，喜欢热闹。
迟浩田同志品格高尚，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心地坦荡，浑身上下透着一股人格的力量，他被大家爱戴也是很自然的事。
艾奇老人讲完迟浩田夫妇的故事时，眼中闪动着亮光。他慈祥的脸上一派宁静，那是经历过很多，看到过很多，思考过很多后凝结成的宁静，那不是我们这个年龄所能产生的宁静。小茶几上摆放着一盘又大又红的苹果，我知道那是迟浩田同志买来送给老人吃的，老人几次让我吃苹果，我终究没敢吃，我不愿破坏它的完美，更受用不起。那不是几个普通的苹果，那是两位老战友长达半个世纪结下的金子般的友谊的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