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当国家副主席，工作很辛苦，忙到深夜才回屋里休息。有时候，他刚刚睡下，毛主席那边有急事，一个电话打来，他翻身起床，用冷毛巾擦一把脸，就急急跑过去。国家大事，哪能耽误呢？！
———刘少奇家教特别严。那天，少奇夫妇请4位乡亲吃晚饭，把孩子们都叫来，一一作介绍。孩子开口叫叔叔，还行鞠躬礼。见过面，就一一退去。我们很过意不去，要孩子们一起吃饭。少奇说：“他们在大食堂吃饭，这个规矩不能破！”
……
家乡人民崇敬刘少奇并为之而骄傲。黄端生的宣传呼应了大家的心思，他在乡间的知名度因此大大提高。黄端生排行第八，人们尊称他为八爷。
1967年8月，北京的红卫兵小报不断流传到乡下来。一些小报指名道姓攻击刘少奇。同时，造反组织的100多人开进炭子冲，声言要挖“修根”，调查刘少奇的家史和1961年回乡时干哪些黑勾当。他们采取扎根串连，各个击破的方法，在炭子冲寻找突破口。
他们首先抄了成敬常的家，说他是刘少奇的看门狗。批斗、游乡，整得死去活来。
有人故意逗乐，对黄端生说：“给刘少奇看门的本来是你，怎么搞到成敬常头上去了呀！”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1961年，刘少奇坚持不设纪念馆，把自家的房子让给贫下中农住，黄端生家就是其中一户。现在运动正在深入，每天都有外地造反派来，已经有人在追问当年的农民“秘书”，黄端生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不怕别的，就怕把他划进刘少奇的圈子里，将他赶出炭子冲，如果是那样，他连安身的地方都没有了！
有一天，造反组织一个戴眼镜的角色，找到黄端生门上来了。不知是害怕，还是已经下决心“反戈一击”，黄端生嘴巴一歪，哭了起来，说，他十几岁的时候，就给刘少奇家当月工，受尽了他家的压迫剥削。1953年，刘少奇把他接到北京去，是害怕黄端生揭刘家的老底，是打向他的一颗糖衣炮弹。
第二天开大会，黄端生上台发言。刘少奇的狂热崇拜者，一夜之间变为批判刘少奇的急先锋。那些天，几乎每天都有外地造反派来，来了就开批判会。每开会必请老贫农黄端生上台控诉。据说每次批判的效果极佳，听众都提高了“阶级觉悟”。造反派又把黄端生的发言整理印在造反小报上，甚至发表在《湖南日报》上，广为流传。黄端生又一次成了名人。
1980年2月，中央作出《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消息传到宁乡炭子冲，不少人哭了。在那风声鹤唳的“文化大革命”中，大队会计冒着挨斗抄家的危险，巧妙地保存了刘少奇的一张彩色画像。公社炊事员以同样的勇气，保存了一块60年代的匾额，上面有“刘少奇同志旧居”几个烫金的大字。天地之间有一杆秤，忠奸良莠都能称出其分量！
乡亲们自发地为他们的老乡亲、共和国的老主席刘少奇隆重地举行悼念仪式。地点就在炭子冲门前的坪场里。黄端生站在远远的地方，不敢面对刘少奇的画像。他同时还担心叫他搬出炭子冲，更怕取消他的“五保户”资格。他已是70多岁的人了，不能劳动了，假如叫他搬出炭子冲，又失去生活供给，他将如何过日子呢？
也就在这个时候，宁乡县文化局干部喻孟成去北京收集有关刘少奇的照片和文物资料，专程去看望了王光美。此时的王光美人瘦了，头发也白了。但她还记得炭子冲的人和事。她请喻孟成给县里、给公社和大队捎信：不要歧视黄端生。在“文革”那种环境下，他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有他个人的原因，更是时代的悲剧，大家都要原谅他。该照顾的还是要照顾。至于房子，少奇答应他住10年20年。如果叫他搬出，一定要先给他安排住房后再搬！
喻孟成回来后，把王光美的话原原本本告诉了黄端生。黄端生无言以答，痛苦地捶着自己的胸口，流着眼泪骂自己是混蛋。他不能饶恕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