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子七拐八弯，来到中南海一幢房子跟前，房子年代已久，青瓦灰墙，一点也不气派，分明是一幢普通民居，与想象中的中央领导人的官邸相差甚远。
刚下车，他们就看见刘少奇和王光美站在门口迎接，跟他们一一握手。成敬常跟刘少奇握手的时候心里激动，老半天才生硬地喊道：“九叔，您好！”
刘少奇笑了起来，说：“你是成敬常嘛，我在家时，看你这么高———”刘少奇比划着，“那时，你叫我九叔嘛！不过在这里大家都叫我少奇或少奇同志，你们还按这里的称呼吧，那样不显生疏！”
大家不再拘谨，刘少奇把客人请进他的办公室。办公室里陈设也很简单。西墙有4个大窗户，北墙和东墙有几只书柜和文件柜。屋里一对沙发，一把藤椅。客人多了，工作人员临时搬来两把靠椅。宾主落座后，刘少奇敬烟，王光美泡茶，一如农家待客。
叙谈是从乡间的人和事开始的。刘少奇记得许多老朋友，问他们家境如何，身体好不好。谈话无拘无束。刘少奇接着又问起家乡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社会治安……成敬常说：“土改后，贫雇农分了田，生产积极性都很高。但因家底子薄，耕牛农具不足，影响了生产的发展。我这里带来一个材料，是听取了大家的意见，跟村小学王老师商量整理的，请刘主席过目！”
刘少奇接过那份材料，仔细看了一遍，说：“成敬常同志，你反映的情况很好。我在中央工作，需要从多方面了解下情。这次请你们4位来，就是想跟你们商量，经常与我保持通信关系。比如说，你们一年给我写两封信，反映一下乡里的情况，应该不难吧！”
齐海湘、黄端生不识字，不会写。成敬常便自告奋勇说：“我肚里书不多，但写封信还可以马马虎虎对付。刘主席又不是要我们写大块文章，主要是讲我们乡里农民自己的事。你们几个负责收集信息、了解情况。信，由我来写！”
刘少奇又特别嘱咐大家：“请你们一定要讲真话，千万不能说假话。说错了不要紧，我不会责怪你们，更不会打棍子。你们能不能够做到？”4人齐声回答：“能够做到。”
刘少奇笑了，说：“能够做到就好，这就是我请你们来北京的主要目的，大家来一趟北京不容易，可以多参观一些地方，开开眼界。过几天有空了，再请大家吃一顿便饭！”
告辞时，刘少奇把大家送出门。晚上，4个人很兴奋，大家七嘴八舌神聊了一通宵。
10月1日，是建国四周年国庆节。作为刘少奇家乡的农民代表，他们被邀请参加国庆观礼，每人一个印制精美的观礼出席证。许多年之后，成敬常仍然记得，9月30日晚上他们通宵未睡，坐在床上等天亮，等待那幸福时刻的到来！
第二天，他们在天安门东观礼台就坐。
庆典开始了，天安门前一片欢歌笑语，一片红旗的海洋。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都心潮澎湃。这几个来自湖南宁乡山旮旯里的光头，白褂，青裤子的种田汉子，骤然升起一股激越的感情：我们是国家的主人！
成敬常一行在北京参观了一些大工厂和名胜古迹，饱览了首都风光。回到乡间后，就忠实履行农民“秘书”的职责。
“请你们给我一点通信自由，不要扣压我的信件……”
1961年5月3日晚，刘少奇回到他阔别36年的故乡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到家的第二天，就打听他的王升平、成敬常、黄端生、齐海湘4位农民“秘书”。
进京的4位农民“秘书”其中有一位后来支援工业建设离开了家乡，王升平就自动补充进来，仍旧是4位。农村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4位农民“秘书”经常在一起研究，磋商分析，然后由成敬常或王升平执笔形成文字，投邮寄给刘少奇。开头那一段时间，刘少奇都能及时收到他们的情况反映，要么亲笔复函，要么由乡间进京的人捎话。但自1957年冬天以后，情况有了变化。
有一回，公社书记问王升平：“你和成敬常是不是经常给少奇同志写信？”王升平说：“是呀，我们是他特邀的农民‘秘书’呀！”
公社书记严肃地说：“今后，有什么事找公社解决。公社解决不了，也可以向县委反映。不要把一些屁大的事，都捅到北京去！”
王升平把公社书记的话告诉了成敬常。成敬常很纳闷：公社书记怎么知道他们给刘少奇写了信，写的是一些“屁大的事”呢？是不是刘少奇把信转到了公社，叫公社解决？如果是这样，公社肯定不会高兴，因为那些信也批评了公社，那么，今后还当不当这个农民“秘书”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