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为什么选这几样？不担心人说您浅白、世俗、新瓶旧酒？
刘墉：其实是我有一个自我的期许。我经常自问：有能力做什么？我觉得有一种使命感，为中国的孩子们，为教育，要多尽心。我过去写的书无论是给儿子的《超越自己》、《创造自己》，还是给女儿的《做快乐读书人》，都是以做子女者为对象的，我没有以家长为对象讲过整体的教育观念。
像康纳尔大学自杀的学生里，亚裔的占多少？而亚裔学生在整体学生里边实际占的比例又有多少？我都把数据拿出来。那亚洲人、我们中国人是不是要检讨一下，我们在教育上面是不是有些缺失？
最近刚刚有一个新闻，台湾学生得到国际上一个学术竞赛的大奖，但学生们都不爱那些科目。今天父母都叫孩子弹琴。有些孩子琴已经弹得非常好。可是一上初中，把琴往那儿一搁，搁一辈子都不碰了。你让他“今天弹首琴吧，弹个《生日快乐》歌？”不会弹。也不喜欢弹。如果是这样，还不如一个孩子几乎没有学过琴，或者只学过一点点，但他自己有一天会打开琴盖子弹一弹来娱乐他自己。那我们这个教育是成功还是失败了？我们让孩子学琴到底是父母的奢侈，还是为了让孩子在生活的情趣和音乐的陶冶上面有更大的好处？这许多东西我觉得我有一个使命感，要在这里讲出来。
记者：我看到过很多家长带着去看心理医生的小孩儿，心理医生说：其实孩子都是在为父母吃药。
刘墉：对的，这个是讲得太对了。我在台北有一个青少年谘商中心。常常他们一进门，都是母亲带着孩子来，我一看妈的脸，就知道孩子问题出在哪儿了。
■你倒了一杯咖啡、还用一个瓷碟端着给孩子放眼前，他已经融化了一半
记者：怎么想到办谘商中心？
刘墉：我有一阵子在台湾巡回办演讲，一办就是十几场。演讲有答问，但一些听众私下跟我说：“我这些问题不能够当众来问，但是却很需要您帮我解决。”这种状况之下，我就觉得我应该私下安排一些时间，比如每个学生大概40分钟，由学校训导处或者教务处盖个章，把申请书寄来，然后我们会安排，一定他的父母或者老师要跟来，我们办公室有人专门接待。孩子来了我们会倒咖啡给他，你会发觉，你倒了一杯咖啡、还用一个瓷碟端着给那个孩子放眼前，他已经融化了一半。他没有想到你这样对他。所以我就讲，父母有话要跟孩子说，为什么要一边炒菜一边哗哗哗哗骂，或者看着报纸，儿子过来了，哗哗哗哗骂，这么没有威仪。
开始办谘商中心后我就不在台湾公开演讲了，因为我时间有限嘛，没办法。就单独跟孩子们来谈。一直办到现在，大概有14年了。
记者：公开演讲不是个挺好的事儿吗，台上光彩，还有演讲费，你的话也更多人可以听到啊。
刘墉：公开演讲是可以促销、推广你自己，我演讲费也是会要很高的钱，然后都把它捐掉。但是孩子们急需要你帮助，有的是跟父母冲突得非常厉害，常常都是要自杀。有的写信来说，他常常坐在楼上的窗子上，就差往后一翻，事情就解决了。这种信拿到你不赶快处理吗？马上就联络，特别安排能够来谘商。
记者：他们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找吗，比如别的心理救助机构？
刘墉：他们没有这种观念。比如像忧郁症的生理基础这种问题，你要解释给他听。到最后他一听“哦，刘老师也有这个问题，大家都一样嘛”。你从这个角度跟他聊，他才会听你的，才会去看医生。
观念方面的问题还有很多。今天父母逼孩子逼到那样子紧，逼到孩子甚至自杀，那么它是一个文化的问题。为什么孩子考得不好家长就抬不起头？我孩子是这个月没考好，可是我孩子在别的地方我相信他能有成就。而且孩子是孩子，我是我，尽了我做父母的力，孩子要向其他的方向发展，那是他的事。他要拼命，他可以一天只睡三个钟头觉。但我不逼他。每一个人都得到十足的自由，每个人的才能都得以发挥，每一种职业和文化都得到尊重，这才是健康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