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部当即作了认真的研究，并正式写出报告，说明情况，大体内容是：第一，关于题词问题是在7月份即向华国锋请求，后又多次催请无结果，现又出国访问在外；第二，关于韩志雄材料由北京市公安局提供，并经多方查证属实：韩系共青团员代表，共青团北京市委已公开号召向其学习；第三，“童怀周”的《天安门诗抄》是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第四，纪念毛主席逝世两周年已有毛泽东1948年为《中国青年》创刊号写的手迹，并在复刊词中专门说到“以表达我们对毛主席的深切怀念”以示特别尊重。
9月11日，编辑部将其上述看法报告给了华国锋及其他几位中央副主席，并同时报给共青团十大筹委会。
9月12日晚，韩英召集杂志社干部开会传达了他同汪东兴共同商定的对这期刊物的四点意见：一、由汪东兴去请华国锋题词(华国锋已出访回国)；二、增加毛泽东的诗词三首和照片；三、删去《革命何须怕断头》一文中的“这场伟大壮烈的人民运动被‘四人帮’无情地镇压下去了……”等段落；四、删去《青年革命诗抄》的天安门题图和编者按。
韩英还特地念了华国锋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有关天安门事件和“两个凡是”的段落，说以上两篇文章与华国锋的精神不符，有损毛泽东的形象。
9月13日下午，华国锋的题词送到了编辑部，当晚，编辑部向共青团十大筹委会报告增加华国锋题词和毛泽东词三首，而《革命何须怕断头》与《青年革命诗抄》还是以不改为好。但是，团十大筹委会负责人拒绝了编辑部的这个意见。
在此前后，社会上已对《中国青年》出刊受阻事表示强烈的不满，也有人在西单街头贴出《救救〈中国青年〉》的大字报。
9月14日，编辑部再次上书华国锋及几位中央副主席，阐述理由，表示最好不要删改《革命何须怕断头》及《青年革命诗抄》。
14日晚上，那位中共中央副主席把杂志社小组长以上干部召集到人民大会堂开会。会议在紧张的气氛中从晚上8点一刻开始，一直开到午夜12点50分。会上，这位副主席说：“刚才第一个是讲出版的组织观念，第二个讲文章内容不符合华主席对天安门事件的估价。华主席在天安门问题上早讲过，为什么有人还在上面纠缠？这样行不行？嘴里讲，文章又那么写，现在还这样干，行不行？内容上有这个意见，叫韩英去谈谈，你们不改也可以。中央不知道，将来你们承担责任就是了。这期《中国青年》没有经过中央审查。已经发了四万一千份，得到了赞扬，你们不要挑这个矛盾，好像中央不让出版，筹委会不让出版。”“童怀周的大字报，贴出来，说不让《中国青年》杂志出版。大字报可以写，但《中国青年》第一期到底发生什么影响，你们要考虑一下，如果你们认为这样行，就按你们意见办。”
这位副主席最后说：“已发出的四万一千份换回来。”
《中国青年》复刊的第一期，惊动了华国锋、汪东兴等中央主要领导，也引发了上述一系列风波，但历经曲曲折折，终于“敲”定了。从《中国青年》复刊号的前前后后，也可以看出当时党内的思想斗争是多么的复杂，多么的尖锐(张湛彬：《思想解冻的春天》，页244—248；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
《天安门诗抄》的正式出版
童怀周编辑的《革命诗抄》和《天安门革命诗文选》，“七机部五○二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革命诗抄》编辑组”的《革命诗抄》发行后，他们请《人民日报》社转交给中央领导。《人民日报》社支持他们的行动，立即转交，却招致了中央一位副主席的批评。这位副主席一再下令追查是不是《人民日报》印刷的，是《人民日报》哪个负责人批准印刷的。他特别指出：《革命诗抄》最后一首诗的后两句“总理奇冤今日白，清明旧案何时清！？”，说“这个最坏”。他还说：已经讲过不要再提了，为什么还要提？
在此期间，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拿到了“非法出版”的《革命诗抄》，他们当然想正式出版，但在当时的形势下，怎样公开出版是要反复考虑的。1978年9月底，他们完成《天安门诗抄》的一切编辑、出版准备工作后，按照“文革”后期的做法，先印了少量的征求意见本分送有关领导人。然后，通过关系打听这些领导人的意见。这些领导人大都希望出版，但又无法公开表态支持。
转眼到了1978年的11月初，虽然中央对天安门事件的定性仍然没有改变，但是，不论是民间还是官方高层，都对改变天安门事件的定性提出了强烈呼吁。在民间，上海热处理厂的青年工人宗福先创作的直接反映天安门事件话剧《于无声处》上演，引起极大的反响。11月4日，《人民日报》率先发表了关于这一话剧演出后的报道，用的是《歌颂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同“四人帮”斗争的时代英雄———话剧〈于无声处〉轰动上海文艺界》的醒目标题。11月10日上午，《人民戏剧》编辑部邀请首都戏剧界人士举行《于无声处》座谈会。11月14日，应文化部、全国总工会的邀请，《于无声处》剧组晋京演出。“天安门事件”不再是禁区。在党内高层1978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于当时党内外普遍关注的天安门事件，几乎各个组都提出了平反的要求。
1978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新华社电讯稿《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这则电讯稿，本来是在刚结束的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报道中的一段话，在当时中央对这件事情还没有公开明确的说法的时候，新华社单独摘出来发电讯稿，在舆论上推动了天安门事件的彻底平反。
在此前后，新闻媒体密切配合，推动天安门事件的平反。11月17日，《人民日报》第三版上，发表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天安门诗抄》的前言和部分诗选；18日，又在第四版以整版的篇幅，发表了天安门群众活动的照片。同日，华国锋为《天安门诗抄》题写了书名。19日，《人民日报》在头版用大字标题刊登了新华社的电讯：《华主席为〈天安门诗抄〉题写书名》。
要求华国锋题写书名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对华的欣然命笔似乎心理准备不足。华的题词送达后，全书早已印好，前言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已不能再改了，也无法以惯例加上一句感谢华主席亲自题写书名的话。只好在扉页反面用红字写明“本书承华主席题签”，连当时通用的“英明领袖”都没有，真是对“英明领袖”的不敬了(黎之：《回忆与思考——〈天安门诗抄〉出版前后》，《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