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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与政治:“天安门诗抄”出版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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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中“最难忘,天安门外,万株衣缟。泪涌江河流德泽,袂举风标节操,知激励人群多少!”句,是对天安门事件的最直接的描述。这首词,当年曾被文艺界人士以多种艺术形式演唱,广泛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周总理的哀思和缅怀。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至今仍能回想起那低昂激动的旋律。

  赵朴初这两首广为流传的辞章表明,他是一个敢于承担政治风险的人。于是,“《革命诗抄》编辑组”找到他后,他欣然为该书题签。

  经过一番周折,《一九七六年清明节革命诗抄》印刷成书后,却没有得到发行。有关部门得到该书后,为了与中央“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的定调保持一致,便以“非法印刷品”的“罪名”予以全部封存,并对“编辑组”的工作人员追查“政治责任”,责令他们写出“深刻检查”。但是,民心不可违。“编辑组”的人无所畏惧,他们作了两手准备:一方面准备变卖家产,赔偿所领导所拨的20万元专款,然后进监狱;另一方面则据理力争,争取该书得到发行的正当权利。经过两个多月的交涉,有关部门终于放行,但要求书名去掉“一九七六清明节”的敏感字样。因此,该书书名改为《革命诗抄》后,才得以发行。到1978年3月,这本诗抄先后共印发了二十六万多册。

  1976年12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的16位教师,自发组织起来搜集和整理天安门诗文。他们把这个小组取名为“童怀周”——取“共同怀念周总理”之意。1977年1月,周总理逝世一周年之际,“童怀周”刻印成一本《天安门革命诗抄》。他们将诗抄在学院内散发,并张贴在天安门广场和王府井大街上。同时,为了能搜集到更多的诗词,他们还在天安门广场公开贴出征集布告,并留下了联系地址和电话号码。这在当时是一个危险的壮举。

  北京市公安局立即指令,严密监视“童怀周”的行动。三月,“童怀周”成员之一白晓朗,因在1月8日张贴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小字报,并被人联系到他编辑诗抄的活动是“社会联系较广、政治背景不清”而被捕。在查抄他的办公室时,那本油印本《天安门革命诗抄》也被抄走。为了防止意外,保存这些诗稿,“童怀周”们一同商量,决定把全部诗稿转移到家住郊区的一个人家里。

  白晓朗的被捕,并没有延缓天安门诗稿的征集工作。童怀周的正义行为得到了诸多人的支持。那些曾经留存天安门诗稿的人,按照童怀周在天安门广场留下的联系方式,纷纷将诗稿送来,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的一些干警,也向他们提供了大量的诗词手稿、照片和影印资料。

  1977年清明节前夕,童怀周编印出第一本铅印本的《革命诗抄》。7月1日,他们又编印出第二集。11月,他们又在一、二集的基础上进行了校订和整理,并和原拟编为第三集诗文补入,合为一本,定名为《天安门革命诗文选》,在周恩来逝世两周年前后,印刷发行。

  印刷发行这些诗文集,都是童怀周成员们自掏腰包,承担了很大的经济压力。因此,在《天安门革命诗文选》印刷发行时,他们标上了“工本费1.20元”的字样。该书前面有30页的反映四五运动的照片,印刷精美,以当时书籍定价来看,这样的“工本费”实在不能说是高。

  1977年6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稍后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学》编辑部的四位同志,也开始从事天安门诗词的搜集和编辑工作。在“四五运动”两周年之际,这本书名为《心碑》的天安门诗文集终于问世。

  不过,像《革命诗抄》一样,《心碑》的发行也受到过阻挠。《心碑》发行后,公安部门以外国人弄到了这本书为理由,要求对进行编辑工作的四位同志进行审查,而《世界文学》编辑部的领导则对这种无理要求予以拒绝:“天安门诗抄在香港早已出版了,这有什么稀奇的?!人民的作品为什么不能出版?”该书发行两万余册(参见童怀周主编:《伟大的四五运动》,页241—246;北京出版社,1979)。

  这些“非法出版物”在民间广为流传着。人们从诗抄中不仅汲取了文学的养料,而且增加了要求中央改变定性的抗争的决心。

  《中国青年》刊登“天安门诗抄”被封存

  在此期间,出于对周恩来总理的热爱,一些公开的出版物,也在冲破种种阻力,将天安门诗歌公布于世。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停刊的《中国青年》杂志社拟定于1978年复刊,复刊后的《中国青年》定于9月11日出版。复刊号有介绍“天安门事件”中勇敢斗争,在“四人帮”疯狂迫害下坚强不屈的青年工人韩志雄事迹报告文学《革命何须怕断头》,还选登了“童怀周”编辑的《天安门诗抄》。

  9月10日,北京承印的60万份《中国青年》第一期已全部印完,北京地区已有四万多份邮送到读者手中。

  但是,当天下午,共青团十大筹委会负责人韩英接到中共中央一个副主席的电话,具体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中国青年》第一期为什么只有叶副主席题词,没有华主席题词。

  二、《革命何须怕断头》所宣传的韩志雄,你们了解清楚了吗?这个人有问题。

  三、童怀周的《天安门诗抄》怎么又出来了。

  四、没有纪念毛主席逝世两周年的文章。

  中央副主席的命令自然分量不轻,而且这其中孕含着严厉的指责和批评。韩英不敢怠慢,马上将此意见转达《中国青年》编辑部,并宣布刊物停发,等待研究处理。

编辑:许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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