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听了一位写了以明朝某大臣为题材的畅销书并获大奖作家的报告会。据说他已经和南方一位易姓教授齐名，会上他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徽宗皇帝率领众臣工营造的娱乐化大氛围，丧失了慷慨悲歌的主旋律，于是造成了北宋的灭亡。这当然是我所领会的大意。
一个王朝的覆亡，虽然一向有聚讼不绝的种种说辞，但其中的究竟，该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命题。类似娱乐化这样的说法，不能说就不成其为一种推测，但恐怕也只能是一种推测而已。有为的皇帝照样不能免俗，勤政的皇帝未必就不会亡国。所以瘦金书、花鸟画，虽然时常被声讨为作皇帝不够格的兼项，但实在不好太当真。
其实，仔细想想，风花雪月和纸醉金迷，甚至相对作家的某种操守，也应该无甚大碍的。姑且不论柳永这样流连风月场所奉旨填词的浪荡子，就是写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那样慷慨豪放的苏东坡，昂扬之气固然不乏，但风花雪月纸醉金迷的生活，大约也是不会缺乏的。一向被塑造为极具平民色彩的白居易，考察下来，其实依然不脱骚客的风雅流韵，自家养的歌儿舞女颇有几个的，于是有“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的自恋。樊素乃是白老伯旗下唱歌的头牌，小蛮则是跳舞的翘楚，老伯用“樱桃”夸口“杨柳”束腰，果然是老婆婆都晓得的平白佳话，于是辗转锻炼，白老伯便具有了声誉广泛的人民性，尽管这未必便是他老人家写作的本意。
以有宋一代自豪的词为例，文学史的教科书上明晃晃地写着婉约豪放两派，而在许多后人看来，豪放又最该成为主旋律，譬如前边说到的那位畅销书作家。其实，作为文学的一个样式，词的真正主导，原本是所谓的婉约。因为纵横捭阖的浩然风气，专门有诗来负责宣泄的，所以书本上描摹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学昌盛，依然遮掩不住东京梦华、西湖歌舞的奢靡，柳七声色犬马里播弄来的浮浪艳词，能够凡井水饮处歌唱，恐怕不是板着面孔守节的氛围背景下能铺展得来的。
以诗为词，是曾经遭到批评的串行写作样态，但日啖荔枝三百颗的苏东坡矫首变调，别开风气，一洗绮罗香泽，摆脱绸缪宛转，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超然乎尘垢之外，让花间为皂隶，令柳七做舆台，一举改变柳七“掩众制而尽其妙，比之唐人，无以复加”的局面。可这样的作为，非千古难觅的大才子不足措办，所以东坡之后，也只有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的辛稼轩可以稍稍匹敌。连苏门学士的秦少游，也还不脱柳七风骨，慢词当家，于是遭到东坡的嘲诮。而自辛以后，所谓豪放，更加式微颓变，竟然绝响，只留下几个学苏辛不得的星散人物，婢女做夫人，底气总是不足。叶嘉莹说，若只有豪放而没有真正的感情，就只能算“好为大言”了。
婉约却不似豪放，宛如曲江临池柳，这人折去那人扳，不乏代有才人出没，不争不让的，便做了自然而然的主流。这也或许见出，词作为一个文学的造句样式，最适合的，也许就是低回婉转的香艳情趣。就是豪放人家，也不能于此免俗，譬如辛稼轩，便是秾纤绵密，不在小晏秦郎之下。
这样看来，把握不得便成好为大言的所谓豪放，是不方便担任词这样文学样式之主流的，因为不论是写作者还是消费者，你不能要求大家都来作旷世的大才子，而井水饮处，又的确层出不穷地需要天下吟咏的歌唱，于是婉约作为一种风格，不能不成为绮丽的世俗旋律。
其实，只要平凡人的大多数担任歌唱的最主要消费者之格局不发生改变，作为平和年代由喜欢安居乐业过柴米油盐踏实日子的寻常百姓日常消费的一个品种，轻软的小曲便不能不成为他们柴米油盐踏实生活的温暖调剂。孔子曾经称赞《关雎》，说它的“乱”也就是结束部分“洋洋乎盈耳哉”；而辗转反侧，琴瑟钟鼓云云，则被后人夸奖得一唱三叹。这首被尊为经典的《诗》之劈头之作，果然写得依然是烟火气息十足的男女情愫，该是那个时代的轻软曲，无怪它不必凭借井水饮处，一样千古传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