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洁到徐坤，持女性主义立场的女作家们，她们观念的变化以及在创作上的表现，是30年来女性文学演变的重要征兆与象征。
张洁在《爱是不能忘记的》那刻，还是个痛苦的理想主义者，甚至有点寻找男人的意味；但从《方舟》到《只有一个太阳》，再到《无字》时，她却已是个相当彻底的女性主义者了。当她撕开男人人性面具、逼近男人人格真实的时候，那种捅破自己制造的乌托邦神话的反思、忏悔劲头，令人震撼；那种失望于男人、尤其男人“精英”，无情地撕破其自私、虚伪、轻浮、庸俗、不负责任等真相时的决绝态度、愤懑神情，更令人敬畏。然而，张洁至今仍然不愿被人归纳到“女权主义”中去，她认为，这样做只能是“画地为牢”（参见钟红对张洁的采访，《文汇报》2006年2月27日），会限制文学自身的丰富性和可能性。张洁创作尽管有自己的年轮和转型，但其同社会的、历史的，乃至政治的、制度的关联，却始终如一。《无字》同中国百年变革历史的纠缠，呈现得何等生动和深刻！张洁正是因她的既性别又超性别的立场和视野，才成就了她杰出的文学业绩。
翟永明抒写《女人》组诗时，那种顽强反抗和拆解“野蛮空气”和“残酷的雄性意识”的执傲劲，热切期待女性伟大原生力、原创力焕发的激情流，至今还在激动着我们；而她那“穿黑裙的女人”和“黑夜意识”，也终于成为了女性诗歌的经典性符号。然而，翟永明很快地向自己提出了一个“完成之后又怎样”（翟永明《完成之后又怎样》，《标准》创刊号）的问题。她一方面继续着女性题材创作（如大型组诗《十四首素歌——致母亲》），倾心于女性家族史的谱写；一方面却沉溺于有关自由、美和艺术等命题的开拓了。她开起了“白夜酒吧”，周游世界，一方面继续着“出自女性之喉”的表达，一方面却探索起“双性沟通对话乃至双性同体式的吟述”（陈超语）了。翟永明犀利的性别洞察力和不断成熟的女性意识，使她原先“自白式”诗句所呈露的狂热激情有所降温，但那个体生存体验与时代生存本质的联系却更其紧密；诗作的人类性和生命意味剧增，诗歌的技艺也更其精湛。为之，帕米尔文化艺术研究院于2007年10月授予她“首届中坤国际诗歌奖”。据说，授奖词赞扬她的诗作“能量充沛，情境深邃，肌理细腻，意味幽怨”。
刘索拉、陈染也都不隐讳自己的女性主义立场。而今，她俩一个提出女人应自觉地熟悉到“自己身体中的双性成分”（刘索拉、西云《刘索拉：我的女性主义和女性味》，《艺术评论》2007年3期），一个则明确表示“愿意说自己是一个‘人性主义者’”（林宋瑜《陈染：破开？抑或和解？》，《艺术评论》2007年3期）。刘索拉以为，“人没有必要保持绝对女性和绝对男性的状态，那种状态其实很愚蠢”，因为“人类自我意识觉醒的一大因素就是熟悉到自己身体中的双性成分”，人应在雌性激素和雄性激素引导下，“感知自然的双性，并顺其自然的双性”。她觉得自己正是个能感悟双性的幸运儿，这样，既写出了兼具女性特色和历史大场面的小说《女贞汤》，又谱成了揭示女性心理阴暗面的新歌剧《惊梦》，作品的视野都是双性的，对女性自我所持有的阴暗与弱点也都不予避讳。陈染一贯以女性性别引以为“美好和荣耀”。但她长于哲思的思维方式，让她认可伍尔芙关于“伟大的脑子是半雌半雄的”观点。以往，人们在短论《超性别写作与我的创作》、小说《破开》《私人生活》中，一方面发现了她对姊妹友谊、女同性恋的倾心，另一方面却注重到，她希冀男女精神结合以求人格完整的心愿。陈染认为，熟悉和欣赏一个人，假如拘泥于性别的话，那就“未免肤浅。”应该说，她是较早具超性别意识的。晚近，在反思自己青春期锋芒的时候，她一方面提醒自己要“内敛起来”，深埋“反骨”；一方面却坚持女作家应“把男性和女性的优秀品质融合起来”，以求作品“感情和思想传达得炉火纯青的完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她说：“我愿意说自己是一个‘人性主义者’。”作为人性主义者的陈染，她的性别和超性别自有其独特的方面。她以包容、开阔胸怀，理解和感受人性的丰富性，包括对女同性恋权利的理解和尊重；她以哲人的睿智，思考男人与女人的长短，并着力扬弃自已身上的人性弱点，以求继续“成长”。
林白，一直认为创作由生命深处而生，是个人的言说，因而更倾心于个人主义；然而，当大家把她列入女性主义时，她也不反感，并认可了自己“算得上”是个中国女性主义的“重要作家”。2003年，她的长篇《万物花开》《妇女闲聊录》获得成功，《妇女闲聊录》还荣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这是她的黄河之行、深入湖北农村以及同从农村请来的“女管家”亲戚作了深入交谈之后的结果；是她从房间、从窃窃私语中走将出来后，由蓝天和大地给予她的回报。她感慨道，写《妇女闲聊录》时有一种“回到了大地”，以及大地给了自己“暖和”的感觉。她甚至提出，是这种“低于大地的姿势”，使自己“找到了文学的源头”（林白《世界如此辽阔》，《前世的黄金——我的人生笔记》第71页，时代文艺出版社，2006年11月版）。林白的感受，意味深长，难怪她要说自己的创作“远不止女性文学这一块”。
徐坤，这位我曾称之为女性文学“吉祥鸟”的实力派作家，自走上文坛以来，或以反串、易性写作，操持着对知识界虚伪自私之境的炮轰，或以女性身影正面袭击菲勒斯中央主义，女权立场清楚而顽强。她知道，男权意识充斥于世的今天，男权话语形态覆盖于文坛的时候，女作家倘若选择不好视角，就难以呈现女性自己的身姿和发出自己的声音。1996年，她严正提出“女性文学，说到底，无非就是争得一份说话的权利”，其所肩负的任务则为：一“反抗”，二“自我发现”。这里，她“心底的不甘和颠覆的决绝”鲜明而突出（徐坤《因为沉默太久》，《中华读书报》1996年12月10日），其态度和言辞，果然被人称为“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宣言”。然而，她渐渐地感悟到，两性关系究竟属于“共存”关系，一味地“战争”，其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谁也不得安宁”（易文翔、徐坤《坚持自我的写作——徐坤访谈录》，《小说评论》2005年第1期）。近些年来，她真的不再只取一端，或装扮成男人看女性，或执著于女人视点看男性，而试着男女“对看”（万燕《从徐坤看中国当代女性创作的前途》，《女性的精神》第284页，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版）了。人性的“主体间性”，除了“对话”，还须“对看”；只有努力地熟悉对方，才能真切地对话和沟通。从她几部长篇新作如《爱你两周半》《野草根》《八月狂想曲》等来看，徐坤已明白了多维度、多层次地展示生活的重要性，明白了作家在人与人之间搭筑起心灵桥梁的责任。这些作品无论宏观切入，还是微观透视，都非常到位，尤其在挖掘人物内心真实方面，相当出彩。自徐坤潜入人物内心，把握住人的最真实所在的时候，她终于让男人和女人之间既对看、又对话，既沟通又理解了，她的创造性也由此而焕发出刺眼的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