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等级森严，礼乐乃国家重典，十分庄重而严肃。《礼记·曲礼下》就有“士无故不彻琴瑟”之记载。时至春秋战国之交，“礼崩乐坏”，奴隶制逐渐衰亡，许多宫廷乐师自谋出路，开始广收门徒，传授技艺，使琴艺传入民间。孔子的琴艺，便学自鲁国宫廷乐师师襄。《诗》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且终生“弦歌不辍”。后世文人士大夫倾慕仿效，诸多贤士名人均长于琴艺，如三国时周瑜和诸葛亮，便都是精音律、擅鼓琴者。
古琴曾为交友之纽带。据《列子》载，楚人钟子期乃伯牙之友。伯牙鼓琴，钟子期善听之。伯牙方鼓琴，志在泰山，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如泰山”；志在流水，子期曰“洋洋乎若流水”，伯牙所念，子期必得之。后世遂有“高山流水”之典，用以形容心灵相通之至美意境。
琴音亦可传达爱慕之情。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相如以文章名汉世，而少善鼓琴，尝客游临邛……相如且弹且唱:“凤兮凤兮归故乡，游遨四海求其凰，有一艳女在此堂，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由交接为鸳鸯。”卓氏女文君窃从户窥，心说(悦)而好之。夜亡奔相如，相如纳之，遂成千古佳话。
诗人骚客亦将情感运诸笔端，以文字颂扬古琴之魅力。诗仙李白之“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将古琴之雄浑描写得淋漓尽致；“纤手怨玉琴，清晨起长叹”，又写尽绝世美人的孤芳自叹，寂寞怀春，琴思琴意，流露无尽感伤；“风吹缘琴去，曲度紫鸳鸯”，将浪漫禾农丽之情，寄予琴曲，感之甚深；名篇《长相思》之“赵瑟初停凤凰柱，蜀琴欲奏鸳鸯弦。此曲有意无人传，愿随春风寄燕然”，又道出柔情婉转，枯肠寸断，寄相思之情却又因无人倾听的怅然。
宋代民族英雄岳飞曾填《小重山》词一首，中有“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之句，借瑶琴以表达自己欲伐金而不能，虽冠盖如云，却知音难觅的惆怅。
篆刻 方寸之间大精致
篆印之滥觞，当不晚于周代。当前所发现实物之最早者可确定为东周遗物，学界亦普遍接受“我国篆印源于春秋而盛于战国”之论断。篆刻艺术成熟，非一蹴而就，此前当有相当漫长的发展过程。商周时期普遍应用之甲骨文，即是以刀为笔，刻于龟甲兽骨之上而成，广义而言亦可归入篆刻艺术之内。河南安阳殷墟之中，亦曾出土过颇似当今印章之铜玺，且其字迹清晰，斑斑可考，亦可视为印章艺术之先河。
古人崇尚诚信，因而对作为诚信物证之印玺十分重视。其类型大致有四:
一曰官印，乃表权力身份之信物，如“勿(物)正官(玺)”便是。
二曰私章，可作为个人交易凭证，如“左盲”、“乔倚”等。
三曰成语印，多镌儆语吉言，如“富昌”、“正行亡(无)私”等，多用以相互砥砺，或自明其志。
四曰肖形印，以刻人物、动物形象为主，图形画影以托物抒怀也。
先秦时期，古风犹存，等级观念尚未严备，无论官印、私章，皆可称“玺”，且样式五花八门，美不胜收。而至秦汉时，专制制度正式确立，社会等级日益森严，“玺”成为帝王印章之专用名称，其他各人之印信只能以“印”、“章”、“记”等名之，且尺寸、样式亦有严格规定。
汉代时，篆刻印章兴盛达到顶峰。考其原因，乃由于秦代实行“书同文”，废六国古文字，独行秦国创制的小篆字体，而晚出之隶、草、楷、行等诸字体，或未尝出现，或未大行于世，故而篆文居官方正式字体地位，因而大盛。这与当今因楷书乃官方正式字体，一般印章皆以正楷字体刻之道理相同。另，两汉时社会稳定，冶炼业和手工制作业发达，使得汉印艺术取得长足进展，水平空前，成为历代篆刻家尊奉临摹之良范。
至北宋时，书画大家米芾等少数文人墨客开始参与印章制作，略显文雅之气；元代文人制印之风渐盛，赵孟兆页、吾丘衍、吴睿又辈皆尝试亲自操刀，印章之匠气渐脱；至元代后期，王冕首创以花乳石(又称花药石)为印材，而此前印料多为象牙、犀牛角，为需特制刻刀及用专门技巧方可雕琢。因花乳石质软易刻，且价廉物美，以致自明代起文人治印之风大盛。
明代形成的篆刻流派，大致有文何派、泗水派、娄东派等。时至现代，最具影响者当属吴、齐两派。
吴派(海派)创始人吴昌硕。初学浙派，继学邓石如、吴让之，融浙皖两派之长，归本秦汉，且喜籀文。以钝刀入印，秀丽苍劲，流畅雄浑。后有黄宾虹、陈师曾、潘天寿承之。
齐派(京派)创始人齐白石。早年受赵之琛、吴昌硕影响，后宗秦汉古风，篆法王莽《嘉量铭》、《三公山碑》、《天发神谶碑》，衰年变法，卓然屹立，自成一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