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民政府应对“桐工作”之缘由
对日本主动发出的和谈信号，国民政府出于自身战略考虑，作出了回应。结合国民政府当时所面临的局势，可以看出蒋介石对日方要求“和谈”作出回应，主要出于以下目的或原因的考虑。
（一）拖住日军，延缓其攻势，以期实现“空间换取时间”的持久消耗战略。早在抗战初期，蒋即根据中日力量对比的现实情况，制定了长期抗战方针，“以消耗敌人力量，而获得最后的胜利。”【25】特别是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持久战几乎成了国内各阶层的共识。在此情况下，面对日本发出“和平”信号，蒋没有理由不加以利用，从而拖住日军，赢得时间。对于回应日本的桐工作，蒋介石曾感慨：“为缓兵之计，不得不如此耳。”【26】
（二）打击汪精卫集团，阻挠并延迟汪伪政权建立的步伐。汪叛逃后，便开始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的旗帜下积极进行建立伪政权的活动。1939年间, 不但向日本提出了“计划要在南京建立和平政府作为解决时局的方策”【27】，而且又与各地伪首脑多次会晤，决定了建立伪政权的大纲。因此，蒋回应日本的“ 和谈”目的之一是借日本人之手打击汪伪势力。
（三）赢取国际支援，改变孤军作战的局面。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自身利益，对中日战争持“中立”态度。欧战爆发后, 美英等国更是企图加速实现“远东慕尼黑”，对日态度更加软弱，致使国民政府在1940年间面临了“最危险而且最困难的一个时期”【28】。为了改变此局势，争取美英等国援助，蒋需要时间促成美英对日态度的转变，以待国际局势的改善。
（四）国府内部危机严重。1940年的国统区出现了开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军事上，国民党军队因长期对峙消耗，身心疲惫，抗战意志消沉，“积习亦深，军中烟赌，习以为常”【29】；经济上，通胀严重，民众生活困苦不堪。农村剥削的严重，使农民生活更加穷困，这“阻止了抗战物力的生产，直接损失了抗战的力量 ”，工业统制经济的实行, 也使“发展生产开发西南”的口号成为“纸上谈兵”【30】。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说蒋没有早日结束战争的愿望。
三，辨析
（一）国民政府才是桐工作谈判的赢家
通过对日“和谈”，国府可说达到或部分达到了上述目的。
1，中日双方多次接触后，日本便计划“与重庆政府代表进行停战谈判”【31】。而后为了推进所谓的三巨头会谈，日本又拟在蒲圻、萍乡、监利、湘乡等地局部停战，这些无疑减轻了国民政府在战场上的压力，一定程度地实现了持久战之目的。
2，阻挠并延迟了汪伪政权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疏远了日汪关系。“承认昭和15年3月30日成立的汪兆铭的新中央政府，本是日本政府的诺言，但是这项承诺由于桐工作而被拖延了”【32】，这使汪伪集团顿感“前途颇为悲观”，并“不能不怀疑日本之诚意”【33】，也让日汪关系蒙上一层阴影。
3，“和谈”为蒋介石赢得了国际局势好转，改变了孤军作战局面。随着德军1940年在欧洲取得一系列的胜利，日本的扩张胃口被极大地刺激了，在与国民政府 “和谈”的同时，又在策划南进，以“推翻国际秩序，独霸亚洲，驱逐欧美势力”【34】，这就使美国的利益受到挑战，并使美国意识到如中日战争得以解决，日本将会更快实行南进。因此，自1940年起美国便开始对日实行抑制政策，废止《美日通商航海条约》并对日实行禁运，同时还加大了对中国的援助。这无疑于经济上的对日宣战，改善了中国抗战的国际环境，扭转了中国军民孤军作战的局面。
（二）国府回应桐工作能否说明蒋有寻求对日妥协的考虑？
1，经过数年侵华战争的消耗，日本国力已成不堪之势，这一点，连国民党中下层也认识到了。“今年敌人是一个很大的难关，无论在财政经济、社会兵员、内政外交，都到了严重关头。...据雨农（戴笠）说，敌方铃木、今井、和知，天天在香港寻找中央路线讲和。据敌方的表示，如果中央接受和平谈判，汪逆可以弃而不理，日方可以撤兵，而且板垣可以亲来重庆。我看这不足以信其为真。...陈（布雷）主任亦以为然。”【35】很难想像蒋会认识不到日本国内国际面临的严峻局势。既如此，何以在抗战初期日军占据绝对优势时蒋没有妥协，却反而在日本面临严重困境时去妥协？这与常理相悖。
2，多种资料表明，和谈工作只是日方的一厢情愿，蒋应对“和谈”，不过权宜之计，并非诚心。当时日方部分人员即已认识到“桐工作是陆军寄予最大希望的和平工作。重庆方面则是在蓝衣社首领戴笠的领导下进行的谋略工作。”【36】，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也认为：“重庆的真正意图是进行威力侦察” 【37】。
对蒋颇为熟悉的汪伪集团的周佛海则始终认为在“和谈”一事上，“日方为渝方所戏弄，恐难成功也。”【38】而周之所以持此看法，是因为“重庆主日本撤兵再讲和”【39】，且周通过询问陈果夫之弟陈肖赐获知“蒋仍坚持抗战”，并推测：“重庆目前恐尚无和意也”【40】。
应该说，蒋对日“和谈”的主要原因还是来自对日战场的考虑，他曾强调：“和后之痛苦更甚于战时，而况为屈服不能得到平等之和平”【41】。因此，蒋寻求对日妥协的考虑，不应是“和谈”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