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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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先生煌煌７０余万言的巨著《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是我今年所读的最好的书之一。
如果不注意副题的话，这本书的书名很容易令一般读者望文生义产生误解。其实，该书根本不是朱熹的传记，它连这位伟大的理学家的生平都没有作基本的介绍，甚至连一份简单的朱熹年谱都没有；而且它也没有对程朱理学（粗略地也可称“道学”）的基本内容作任何系统的描述或整理。实际上，余先生在对大量古代正史、笔记乃至当事人的书札、诗文等进行细致缜密的爬梳、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为我们重建了从北宋神宗“熙宁变法”（王安石执政）至南宋宁宗“庆元党禁”（理学和理学家分别以“伪学”和“道学朋党”之名遭到禁止和清洗，朱熹本人不久后逝世）不足１５０年间整个士大夫阶层的政治和思想生活。作为一个思想史的业余爱好者，我读过不少余英时著作，其中包括他的成名作《士与中国文化》及一些文集。在我看来，《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堪称余先生最为成熟的学术作品之一。
朱熹是我最为敬重的中国古代思想家之一，这种敬重主要不在于他的学术成就有多高。坦率地说，我对宋明理学的形成历史有很大的兴趣，但对它本身的内容却并不感兴趣。我对朱熹充满敬意主要是因为，在我们这个时时处处将实用理性放在首位的民族的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以他为代表的理学家是极少数对宇宙论、本体论、认识论等“终极理念”或“形而上”知识有强烈渴求的“思辨型”思想家。朱熹是理学当之无愧的集大成者，与他竞争这一宗师地位的是比他稍幼的同代人陆九渊。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理学当然是儒学传统的一部分。我们都知道，理学的另一个学术名称是“新儒学”。然而，儒学自春秋末年创立一路演化发展到朱熹的时代，已经走过了将近１５００年，期间名垂一代的大儒辈出，如汉代的董仲舒、马融、郑玄等。为什么到了宋代以后，儒学的发展仿佛突然打开了一片崭新的洞天，以至于它可以在儒学之内取得一种独立之“学”的地位，而不再是像以前的汉儒、唐儒那样被简单地归类为宋儒或明儒？
我以为，以孔孟为代表的原始儒学虽然不乏深刻的哲理，但它毕竟只是一种个人道德规范和社会政治规范。换句话说，作为一门“学”，它缺乏有深度的理论。当它被“定于一尊”后，也在很大程度上建构了后世中国人重实践轻理论的精神特性。而理学则在继承原始儒学的上述道德政治规范的大前提下，通过精微细密的思辨构造了一套包罗万象的理论框架，从而为儒学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形而上”基础。如果以现代西方的观点来看，过去的儒学是关于如何进行道德修养和政治统治的一些充满经验智慧的教诲。只有到理学建立起来，儒学才真正成为一种自成一体的哲学体系。所以，余英时在本书附录的一篇文章中评价说，“孔子不肯多谈的‘性与天道’在宋代得到了空前的新发展，这是理学家对儒家‘内圣’之学的重大贡献，也是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上最显精彩的一章。”
而照我看来，仅就学术层面论，以孔子、孟子（当然也应包括荀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学”，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而独尊的“官方儒术”和宋明理学三者之间的内在差异大到了几乎可以被分别视为三种不同的学术思想，这也正是宋代不同派别的理学家一致贬低汉儒的根源。到了明清两代，理学之所以能够在儒家内部取得至高无上的正统地位，朱熹也被冠之以“朱子”堂而皇之地配享孔子、孟子之后，我想，除了外在的社会统治的需要以外，理学自身在当时无可辩驳的理论高度也是关键性的原因。（作者： 陈季冰）
